要让经济增速慢下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慢下来以后官员的考核问题，慢下来以后思路的转变问题，慢下来以后社会矛盾的消化问题，以及慢下来以后的阵痛问题，都是摆在各级官员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之一，就是8年以来第一次将中国经济的目标增速定在7.5%，这被视为中国高层下决心放弃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关注点调整到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上来。

　　在中国上上下下都唯GDP论好多年之后，突然放弃“保八”，对于很多官员而言，肯定很不适应。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级官员们适应了“做刘翔”，适应了快跑，突然让速度慢下来，就茫然了。从道理上而言，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种种的问题，不是因为经济跑得太慢，而是太快了。因为太快，各地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去调整产业结构，更没有可能关注经济增长的治理和可持续性。在GDP指标优先于任何经济指标的情况下，环境的污染、产能过剩以及产业竞争力的低下，都可以通过高速增长的GDP加以掩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更不是官员们考量的重点。但是，这种只顾跑快，不顾未来的发展模式，的确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资源、环境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承受力也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中国的官员们依然没有做好慢下来的准备。在当前的整体环境下，将经济增速慢下来，不知道要让经济增长快起来难多少！

　　其一，慢下来可以，但下来以后官员们的政绩如何考核，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中央高层到地方调研，看得最多的仍然是经济增速怎么样，上了几个大项目，至于民生等领域，只不过是一个点缀。在考核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厢情愿的认为官员们可以放弃GDP的增速，而专注于经济转型，专注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是不现实的。

　　其二，从今年各地已经公布的GDP的增速看，基本没有低于8%的。2012年GDP增长目标呈现“东低西高”格局，多省份提出GDP“翻番”的目标，其中25个省的预期增长率都高于10%，普遍高于机构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9%的预期。尽管31省市对2012年GDP增长的目标尽管比去年实际增长都要低，但没有一个省份的既定目标低于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河北和山东均低于10%，北京和上海最低，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这些地区都是国内经济发达的区域，并且经济规模本身较大。而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最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

　　其三，从全国“两会”前，各地不断试探放松房地产调控可以看出。在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担心房地产调控影响了GDP增长，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为房地产调控松绑。这意味着，地方各级政府对于GDP减速不仅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而且无法告别对GDP的过度依赖。在政府职能没有转型的情况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其说是一级政府，不如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招商机构，各地争相上大项目，增加政府投资，而根本没有心思去搞什么产业转型。特别是在十八大前夕，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是不遗余力的搞政绩，而最短平快的办法无疑是弄几个大项目，把经济搞上去。

　　由此来看，在长期跑得过快的路径依赖下，让各级官员跑慢一点，绝非易事。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将未来五年的GDP增速定为7%，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官员都将自己的目标低于8%的。一直跑得太快，一旦慢下来，我们的官员都不会走路了，我们的官员都不知道做什么了。这是最大的问题，而这个观念不改变，即使让GDP增速硬性慢下来，官员们仍然习惯于猛踩油门。

　　可见，要让经济增速慢下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慢下来以后官员的考核问题，慢下来以后思路的转变问题，慢下来以后社会矛盾的消化问题，以及慢下来以后的阵痛问题，都是摆在各级官员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事实上，在中国，让经济快起来并不难，挖坑，炒地皮，炒房地产，上大项目，很简单，但要经济增长有质量，可持续，却要难很多。让经济跑得快，是一个初级驾驶员可以立即做到的，但让经济持续快速平稳的运行，却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让经济慢下来，不是单纯追求一个“慢”的速度，而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但很显然，我不认为我们的官员们已经掌握了慢慢驾驶的技术。年底中国经济的增速依然不会低于8.5%，至于转型，还是交给下一任吧，这已经成为每个官员十八大之前的共识了，想改变，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