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时，文化和礼乐知识一般由史官和乐师掌管。《周礼》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国学），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口之数（乡学）。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到：“……至于三代，其数(注：即史官)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此时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国人暴动”发生后，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室的职官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分离出来，王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馨襄入于海。”这批当时的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靠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以后有记载的两次文化迁移中，也有一大批乐工和史官流散到民间，包括道教所尊奉的祖师老聃。《庄子·天下》中曾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张瑞王番先生认为“这些人最先出现在旧文化根基最深且封建制改革又进行得较早的邹鲁之地。”此时的私学经营者并非官吏，有别于西周的王官之职，而是以“造士”为专职，是专门化的教师。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分离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