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思想史上，威廉.配第（1623—1687）被誉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这样高度评价所依据的是配第对经济学发展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政治算术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由流通引入生产、劳动价值论的最早表述、地租理论中蕴含的剩余价值思想、国民收入核算的早期观念以及对赋税、货币、人口、劳动分工、国际贸易问题的广泛分析。西方经济学对配第竭力赞赏，因为他的“政治算术”在相当意义上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配第也赞扬备至，因为配第在历史上第一个清楚阐释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这一清晰的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渊源。

　　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两个阶段，也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思潮或者观念体系的重商主义流行于古典经济学地位确立之前的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其标志性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金银是财富的基本形式、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基本来源、强调国家对对外贸易及国内经济活动的干预、强调增加人口及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强调国家或者民族利益。按照最早提出“古典学派”概念的马克思的解释，古典学派流行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经由斯密到达李嘉图。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物质产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财富来源于生产、财富增长的原因在于分工和制度改进、强调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此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古典经济学将研究范围从流通转入生产，重点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价值理论是其核心理论，归纳和演绎是其基本方法。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具有科学的成分，原因就在于它脱离了重商主义经济学仅仅在流通的表面进行描述的缺点，而将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过程，而正是研究对象的这种深入，才使研究者有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

　　对于威廉.配第“学派属性”的界定，如果以他对经济学发展贡献的以上几个方面的贡献来考察，他确实是一个古典主义者，至少也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但是，如果将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理解为立场、观点、方法、主张迥异甚至对立的学派，并进而将配第理解为脱离了重商主义的庸俗趣味的的古典主义者，显然失之偏颇。从配第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算术》及《赋税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配第不仅尚未意识到清算重商主义的需要，他的思想中还保留着浓厚的重商主义的痕迹，在相当程度上，配第还是一个重商主义者。

　　配第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财富观念。配第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一般物质产品的财富性质，但他对金银作为财富的特殊重要性的强调显示出鲜明的重商主义特点。在《政治算术》中，他有过这样的表述：“从事各项产业得到的最终成果，不是体现在物产的丰富和富足，而是体现在金银和珠宝的丰富上。由于金银珠宝的独有特性，它们不易腐蚀变质，因而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财富。其他产品如酒品、谷物、鸟肉和兽肉之类的产品尽管很丰富，但由于其易损耗性，只能是一时的财富而已。”至于财富的来源，他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强调国际贸易的特殊重要性。“各国的财富积累，不是来自肉食、酒饮和衣物等国内贸易，而是主要来自同各国进出口贸易所得。因为国内贸易是无法带来金银珠宝和其他通用财富的。”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配第还主张大力扩张航运事业。他说：“谁是航海运输的霸主，谁就拥有全世界的财富。”这一观念，与法国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3年）的主张——一个国家的海军永远与它的贸易成正比例——完全吻合。

　　人口与劳动观念。为了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一切重商主义者一样，配第主张增加人口，鼓励人们努力生产。在他看来，荷兰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几乎人人投身到劳动中；所有人，无论贫富长幼，都要仔细研究各种关于数量、重量以及长度的技艺，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勤俭的，同时还要供养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和孤儿；他们处罚懒人，强迫他们劳动，努力使他们变成有用之人。”在《赋税论》中，他主张国家利用部分财政收入将贫民集中起来修筑公路、疏浚河道、修建桥梁、植树造林。

　　国家控制和干预的观念。在配第的赋税观念里，税收不仅是一种再分配的手段，同时还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工具。配第以为，合理的税收征管，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赋税的征收对象是那些将公共资金用来吃喝或者将资金用于购买易逝品的人，然后将征收上来的资金交给购买衣服的人，那么，我认为这样对于公共财富也是有益的。因为衣料是耐用品，不像食物或者酒饮品那样很快消失。如果上述资金用于购买家具，得到的利益可能要更大一些。如果用于建造房屋，获利更丰。用于从国外运送黄金和白银，那么得到的利益为最大。”在配第的观念里，国家不仅在政治事务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都应该发挥重要的调节和干预职能。为了国力的增强，为了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家应该在生产和流通、分配和消费、国内贸易及国际贸易诸方面，充分发挥其调节、干预和控制的职能。他主张国家控制海上运输，垄断渔业；主张控制牧师、医生、官员的数量，控制进出口以及商船收费等等。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判断，配第的经济思想中，还有着明显的重商主义的痕迹，将其理解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或者单纯的古典主义者并不合适。另外，配第作为重商主义者的性质，还可以从其经济研究的视角或者出发点得到解释。判断一个研究者究竟是重商主义者还是古典主义者，关于财富及其来源的观念以及对国家干预的态度当然是一般的标准，但研究视角或者立场也是重要的依据。对财富及其增长的研究，或者是出于国家及民族利益的视角，或者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视角，不同的立场是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的的重要区分标志。重商主义者对财富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否表里如一，不论是否蕴含着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阴谋，至少在表面上，是出于对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关注。而自由主义的古典学派对财富问题的研究，则出于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或者说，在重商主义那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说，其主张和维护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在古典学派那里，所努力支持和实现的是个体利益。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重商主义是民族国家建立之初为巩固国家主权及维护民族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思想及政策观念，所以其基本的取向就是国家及民族利益。待到民族国家巩固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到国家的干预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时，自由主义才开始成长起来，进而取代重商主义而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配第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竞争还很激烈，甚至关乎政府的稳定。于是，作为国策制定者的思想家们自然将其研究视角放在国家及民族利益之上，于是，配第在总体上仍表现为一个重商主义者。至少，在市场尚未成长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背景下，配第还没有能力主要从市场的角度来思考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及对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诉诸国家的权威。

　　当然，将配第理解为一个单纯的重商主义者也不合适。配第思想中除了具备以上提到的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诸多因素外，就政策观念而言，还有若干自由主义的或者非干预的思想。在《赋税论》中，配第一再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不应该被人为破坏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自由主义观念。这一观念在他的利息理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赋税论》中，配第说：“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完全没有理由去限制利息，要知道这是违背世俗习惯的……制定违反自然法则的民事法律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在《政治算术》中，也有同样的认识。他说：“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于货币增加的结果，不是任何法律条文专门规定的。”另外，根据配第的观察，商业往往控制在宗教异端分子手中，一个国家为了发展商业就不得不依赖异端分子，由此，配第主张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亚当.斯密（1723—1790）是最早对重商主义进行系统批判和清算的经济学家。因为重商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实现其利益的障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桎梏，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在斯密的著作中，重商主义被妖魔化，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实意义被遮蔽，重商主义成为秉持关于财富形式及财富来源两个愚蠢教条的拙劣思想体系。其实，给思想家及其思想贴上标签，只是出于学术竞争的需要，这种做法本身具有严重的误导作用。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标签”的局限。在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那样明显的非此即彼的区隔。从思想演进和发展的角度看，马歇尔所说的“自然界没有飞跃”也许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值得尊重的论断。古典经济学成长于对重商主义的清算和批判中，也成长于对重商主义的吸收和继承中。

　　因此，实事求是地理解，配第也许正是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之间的一座桥梁。他既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他的理论和学说体现着思想的继承，也体现着思想的革新。当然，他既不是一个完全的重商主义者，也是一个完全的古典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