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和言说的破裂

　　毫无疑问，死亡并没有结束问题，相反，它进一步照亮了问题的尖锐轮廓。基于一种与国家(有时是整个人类语境)关系的严重的精神性对抗，人的言说从他的本体中漂流了出去。人借此而成为他自己的流氓。这本体就是人自我实现的全部可能性，也就是终极实在和最高本体在人里面的一种呈现，它构成了人诗意栖居的内在家园。然而，人在其历史中形成的全部罪恶都反对着这个本体，并迫使人作出背弃它的言说。这起初可能只是言说对本体的一次佯谬，而最终却演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破裂。

　　正是从人与土地、国家和自己的三重破裂中诞生了我所说的第三代流氓。游戏不是要修改人的本文，而是要使这破裂获得一件令人惬意的形式。流氓将带着这种巨大的破裂活着，去维系与土地和国家的古怪联系。令人惊讶的是，流氓总是企图响应庄周的号召，使游戏上升为人的本体，而其实它通常只是人的一种有限的言说。但这言说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本体的一个形式，由于它与本体的破裂(差异、矛盾、分歧、反对)，它竟然拥有一个类本体的面貌，并且使游戏获得本体论(“道”)的崇高地位。

　　游戏的意义就这样跃现在中国文化景观里。从活着的游戏(阮籍)到死亡的游戏(嵇康)，流氓改变了人的存在。人突然发现，原来他可以这样而不是那样活着，也就是可以在痛苦的本体之外轻快地(洒脱地、逍遥地、狂放地、装疯卖傻地)言说着。这言说一开始是对本体的掩蔽，随后就变成了对本体的消解。最后，在少数大师的运作下，游戏把言说彻底地转换成了本体。尽管这是一个罕见的后果，却足以构成对人的本体乃至终极实在的威胁与挑战。

　　流氓就此在他人的目光与听力范围内生活：一方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恐惧和苦痛的感受，一方面又要竭力从这种深度中逃亡，使自己的外在生活获得某种轻松的气质。这无非就是一次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与生活的难以承受之轻间的尖锐对话，它们彼此打量和互相反省着，但对流氓来说，重要的不是保持这精神分裂的状态，而是要凭借游戏离开那个苦难的本质。

　　游戏者唐寅

　　不错，游戏话语就是流氓实现内在逃亡的道路。流氓日夜兼程，远离本质的黑暗家园，去追赶一个他所不是的生活，在他的身后，游戏呈现着无限迷人的面貌。对于人民而言，在这方面，“竹林七贤”的事迹充满了过多的悲痛和失败，李白和杜甫则相去甚遥，只有唐寅的传说才放射着喜悦与胜利的光辉。越过漫长的岁月，中世纪市民的自由信念在这个游戏者身上已得到完美实现。他代表了一个游戏在其中达到世俗高潮的时代。人民所爱的是这样热烈单纯的游戏者，而不是那些灵魂和话语都过于阴郁深奥的隐士。

　　根据人民的一种说法，为博得某个姿容绝佳的丫环三次微笑，唐寅居然隐名埋姓充当他人的家奴。尽管这一才子与佳人的调情故事遭到了知识分子的严辞否认，但人民坚信这点。直到今天为止，电影、电视和杂志仍然在大量重复这个趣味低下的传说，因为它最彻底地表达了游戏人生的市民理想，并成为人民的当前生活的历史样板。

　　在某种意义上，唐寅是欧洲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兄弟。他像后者那样纵情于声色，并且企图穷尽一切美丽的女人和生活的快乐。在一片灿烂如云的桃林间，他筑室而居，会友狎妓，赋诗作画，酒酣而眠。到了花落的时节，就吩咐下人小心地把残瓣拣拾起来，用锦囊装了加以埋葬(这一场景以后被曹雪芹写入了他的那部怜香惜玉的伟大小说)。他要借此掩埋掉那些美丽而又悲怆的事物。

　　唐寅四十八岁时的某个梦境暴露了一切：他看见自己正在朝廷上为皇帝草拟文告。这是流氓一直要加以忘却的国家主义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灵魂剧痛。自二十年前因科举舞弊(为人作卷)而被捕，他就开始了从黑暗的记忆家园的逃亡——那个家园里陈放着他的作为本体的全部信念和疾苦。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默坐自醒歌》)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歌》)

　　上述普遍传播于民间的诗句，是流氓话语的一个范例，它们旨在赞美流氓离弃国家(外在家园)和自我本质(内在家园)后的那种诗意的存在。那存在经过唐寅无限清丽的题写，便有了一种蛊惑人心的光辉。桃花、月亮、茅舍、醇酒、歌童、舞女，还有半醉半醒的隐士——游戏的景色多么迷人!在失去了本体的家园之后，存在竟然能够找到它新的幸福寄所，这是对所有第三代流氓的最有力的鼓舞，它使流氓以为：游戏完全能够为人构筑一个自足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可以充分替代本体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正是这个饱受赞许和倾慕的流氓文人英雄，推翻了由他本人制造的自足存在的神话。在五十四岁弃世的前夜，唐寅缅怀自己度过的绚丽岁月，蓦然悟到：无论死后还是生前，他的存在都不过是对“异乡”的一次“漂流”而已(“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这是流氓对其生涯所能给出的最明澈的总结。站在生命的尽头他才开始懂得，他从未得到过任何家园。在离弃本体之后，他的言说成了一个空无。漂流，就是让他永久地失去存在的根基，成为没有灵魂栖所的异乡人。

　　徐渭的颓败：从自杀到苟活

　　这种关于异乡人的沉痛感受是无法被死亡中止的，相反，死亡的迫近激发了人对其自身之在的追问，而且这追问当时已经有了一种令人绝望的解答。然而有谁在倾听?有谁被这作为流氓的苦痛所惊骇和震撼?又有谁会为这倾听而痛不欲生?

　　是的，在我看来，只有唐寅同一时代的徐渭才对此作出过激烈的反响。四十年之后，那个被誉为明代“第一”诗人和剧作家的流氓，把一枚尖利的大铁钉插入了自己的耳朵——他要借此去打断生命的无尽倾听，如同梵高把割下的耳朵扔向妓女的床笫。这里聚集着一种针对耳朵的秘密的怨恨，因为倾听传达了有关流氓自身苦难的严厉消息，而徐渭不能承受这来自本文的沉重。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唐寅的更加脆弱的兄弟。任何熟知徐渭的人都已看到，为了成为一个“举人”，他居然八次参加考试，耗费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岁月。对国家家园的极度渴望和进入这家园的道路的极度艰难，引发了这个人的内在苦难。他在破裂的本文里辗转打滚，痛不欲生。而在言说的层面上，他还要竭力去维系一种游戏放诞的存在，如同那些流氓兄弟所作的那样。正是由于本体与言说的剧烈分离和这种分裂的难以承受，徐断然选择了死亡，也就是选择了那些犀利的铁器，以便能够借此结束暗无天日的生涯。

　　这无疑是流氓超出自身命运的最激烈的努力。而令人惊诧的是，徐渭的每一次自我消灭竟都归于失败，以至只能把凶器转向他置身其中的那个语境。他就这样动身去杀死自己的妻子，并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囚徒生活。枷锁、蚤虱、饥饿、寒冷与羞辱都来消解他的死亡意志和勇气，吁请他带着这无尽的痛苦活着。正是在牢房的阴影里，他开始从事气功修炼并获得了永生的信念。

　　以上的变化是一个急剧退行的过程：从坚定的自我翦除开始，退向对他人的翦除，直到放弃所有激烈的生命革命成为苟且者为止。徐渭就此显示了流氓在历史中的怯意。出狱之后，他更加放浪形骸地活着，把本体与存在的分裂推向了极点。据一个朋友声称，徐七十三岁离世时，疾病和贫苦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床帐与草席俱已残破。当他的灵魂冉冉升上天空时，他的身体竟然只能躺在散发着霉味的稻草上。但即便如此，这个人还是不愿由自己去结束存在的最后时刻的潇洒游戏，除非肉体弃他而去，他决意要在这分裂中长生、谋求零碎的福乐，并在这分裂中维系一种没有尽头的苦难。

　　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这副对联是一个在民间饱受景仰的第三代流氓的最后独白，他借此活在了历史与人民中间，成为种族记忆里的凄迷景色。徐渭的个案向我们证实，流氓不能在自身领域(层面)内解决其分离的苦难。无论向土地、国家和存在发出怎样的呼唤，挫败或殉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简单的流氓只占有其中的一种分离，复杂的流氓才会同时拥有多重分离，并由于这些分离而开拓着历史的不幸面貌。

　　流氓与终极信念的战争

　　我们已经获悉，流氓是极度醒目的道德标志，它的大规模滋长，宣喻了一个动乱和罪恶时代的降临，而人性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但这决不是由流氓一手造成的，在许多情形中，流氓只是种族黑暗的悲剧性承担者而已。面对世界的崩解，流氓反叛的呐喊响彻云霄。只有人民倾听着这满含激情的喧嚣，并且要为流氓脍炙人口的事迹进行辩护。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的温床里，流氓的公共形象得到了纠正。人民从来都是流氓的同谋。

　　对中国流氓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指涉了一个我所关注的历史性难题：尽管这流氓国度充满着人与土地、国家以及人的本文与言说的巨大破裂，但它却从未真正拥有过那种人与神的分离以及由这分离所引发的无限苦痛。这与其说是神性的缺席，不如说是流氓为自己作出的一个精神限定。

　　在所谓“内在超越”的范围里，流氓紧张地工作着，企图把一种高级的存在游戏(“禅”)提升到终极本文的地位，借此造成人与神内在会合的假象，而事实上流氓就是他自己的神明，爬行于反叛和皈依、正义和无耻、英雄美学和无赖丑学的隙缝间，去谋求一个形迹可疑的家园。

　　在那些香堂的神位上，流氓所供奉的不过是另一个流氓(关羽)的偶像。而且在昏暗的烛光里，就连这样的偶像也变得摇摇欲坠起来。流氓所恐惧的正是那些与破裂有关的深度、中心与永恒，它们使痛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征服了人，使人从一个沉重的本质里逃开，并且用那种游戏的、平面的、没有深度的存在去取代这个本质——流氓的使命就是如此。无论这使命是否在个人经验中得到实现，它最终构成了对终极信念的严重消解，因为深度、中心和永恒的三位一体，正是人为神的降示所准备的哲学家园。

　　是的，流氓向人的终极信念宣战的日子早已降临。千百年来，流氓与国家共同塑造着我们这个种族的残破的灵魂，并都把中间价值(土地、国家、人民)当作世界的最高语法。在思想的阴影里，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向上的可能。这一历史灾难受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大声喝彩。但古老而秘密的愿望再一次涌现了，屹立在流氓丛生的大地上，那就是对人类的终极家园的绝对关怀，它要制止流氓的无限繁殖，并将至高的爱交还给饱受分离的人们。这场思想战争正在题写世纪末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后景色。谁是胜利者，谁就能成为新世纪民族纲领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