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贾春宝曾经先后两次进行过深入评论。
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假如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转折点“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并不是什么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而是借助殖民主义者推翻了君主制度，却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尴尬境地，“内鬼刚除，就引来了外贼”。而孙中山的革命本质上没有取得任何飞跃，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欣喜的。
在
母亲对子女有十月怀胎之苦，父母对子女有三年抱怀之累，终身关爱之恩，他们去世了，子女们瞌几个头难道过份吗？怎么就成了“封建迷信”呢？
孙中山确实从形式上推翻了满清王朝，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也推翻了中国人对天地、祖先的信仰与崇尚，这点就对中华民族构成了伤害，更是致命的。
似乎从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通过祭祀与传统文化的断代，这是个剪断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工程，让以后失去传统文化信仰的人成为游荡的灵魂，难以得到祖先的慰籍，更会愧对希望追随中国传统文化的后世子孙。这一段功过只有等后世再去评说了。
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孙中山，虽然不一定是动摇其在中华民族中的历史地位，而是要从另一个更为理性与清醒的角度去还原历史的真相。
史料记载，1898年到1923年，孙中山对日求援10多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所许诺的条件除满蒙之外，还有商业利益。
从史料中看到孙中山曾经在多个场合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承诺出让满蒙或者让日本在满洲保有特殊权益的言论。这尤其让贾春宝感觉震惊，其影响力假如从日本右翼掌权，民族主义抬头的角度看；从钓鱼岛争端之中屡次侵犯中国的底线，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角度看，怕是再过20年都消停不了。
还是先让我们看史料的记载吧。
从1898年开始，孙中山就承诺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仍然如此。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时再次表示：为打倒袁世凯，“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
孙中山当时还特别解释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直到1923年确定了联俄政策得到了俄国的援助之后，孙中山才放弃类似的想法。
当然，有史学家和后人为孙中山以国家领土和经济利益出让给日本做解释，首先说当时孙中山根本就不认为满蒙是中国的领土。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是这么解释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的：“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1906年孙中山又说：“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可见在当时孙中山的潜意识中，满蒙的确根本不属于“中华”。
孙中山的革命是要恢复满清入关之前明王朝的情形，大致相当于清代十八行省的范围，这个范围没有包括现在的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还不到当时中国领土的一半。1908年，共进会把他们的旗帜定为“十八星旗”，正是这种想法的集中体现。
后人对孙中山所做的解释之二，是随着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的对日承诺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可给予特殊利益或者“管理权”。
比如1915-1916年孙中山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的就是“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最是赖”，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同时他于
1922年2月，为了给广州政府换取武器，孙中山以两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
“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曾在当时引起了海南岛在内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
为了给赢取日本援助留有余地，孙中山又不得不压制国内同仁和民众的反日情绪，比如孙中山于1923年2月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当时，国内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在广东对此类活动则是一律取缔。
在孙中山看来，只要主权在自己手中，他所做的这一切承诺都不可怕，革命成功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独立，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都不难实现。
正因为考虑到以后可以“言而无信”，废除当初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孙中山才不惜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想换取革命胜利。
一百多年以来，日本以战争、经济与商品的方式，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即使已经成为历史，都难以被忘记，换位思考，假如我们从日本人，特别是当政的右翼势力的角度，似乎也不无道理。
在日本人看来，918事变所侵犯的中国东北领土，不过是用军事力量把当初孙中山多次承诺给予的利益实质性地占有，而卢沟桥事变所引起的华北以及那之后的淞沪会战所占据的华东地区，都仅仅是贪婪的本性展示而已，似乎他们认为，既然依然是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当政，那么孙中山当初所做过的承诺就应该是有效的。
当侵华日军遇到了东北的抗日联军、在华北、西北、中原以及华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手抵抗，才逐渐引发了涉及大半个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战事。而且日本的国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在内心感受到委屈的。
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一方面是其经济虽然遭遇20年的停滞，但总体实力依然居于世界第三的位置；而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海军又是日本装备最为精良的，加之有美国和韩国在后边撑腰，在空中与海军陆战队等方面提供从人力到武器的支持，同时，台湾又有几十年殖民化的洗脑。
从各个方面讲，右翼民族主义者都难以在应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有所软化，特别是在民族利益与民意支撑方面，强硬化的立场更是必然要选择的道路。
两个邻国之间的彼此仇视，皆因战争所造成的伤害而起，所谓“二战”清算，从针对军国主义的角度看，没有丝毫谬误可言，但那无疑是在重新点燃极端主义者的怒火。
所有这些恩怨，都源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所导致的日本经济与军事的崛起。马关条约之后，孙中山就开始对日本人有了依赖性了，或许是他终于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革命，靠民众造反是注定不行的，在他的心中，日本是可以依傍的大树。
辛亥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质并不单纯是那几声枪响，谁又能说得清楚其中没有日本人的助力呢？至少在清廷逐渐没落的过程中，日本人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孙中山可以选择在特定环境下的空头支票，在利用之后的毁约，但总是需要有人来对领导者个人的承诺承担责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责任与代价绵延了百年之久。
假如我们如此再去清算孙中山的功过，也是有些不近人情，毕竟他生活的年代早已过了百年，而且更多的是为了推翻一个腐朽的帝国朝代，取得革命所无奈做出的承诺。而中国独特的大一统的机制，使得任何国内的反对力量，想要终结时下腐朽没落的统治，借助外力是主要的解决方案。
但是否恰恰是这些以出让国家利益，得到集团利益甚至单纯的一己私利而完全缺失了全局观与前瞻性，这却不是政治家应该有的胸襟与气魄。
其实，不单孙中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书》中也曾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作为变法志士，对中华之领土用如此财务数据的方式来算账，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的。这似乎给我们一些误解，认为原来一切政治都是讨价还价。
在其它列强，都是国内的党派之间的博弈，肉烂是烂在锅里的。党派之间的争辩虽然有很多阴谋，更多的却是要靠百姓来投票决定自己的领导者的。
唯独中国，才会出现诸如孙中山、谭嗣同这样宁可依靠外力来推翻一个政权，不惜把丰厚的利益出让给列强的方式，而他们还在嘲笑老妇人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之间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在他们的前边，有出让燕云十六州并岁岁纳贡的石敬瑭跟契丹人之间的儿皇帝关系。
当然，任何人都生活在制度之下，一种特定的机制特别是数千年所形成的制度，是很难以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但如果作为曾经得到民众的拥戴与追随的谭嗣同、孙中山，在我们追究到史料的时候，居然发现如此让民族难以接受的内幕的时候，难道我们还不能感觉到悲哀与讽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