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19家路桥上市公司中有17名董事长具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履历，多为各交通系统的主管领导或任主要部门要职。这19家公司毛利率平均为59.14%，而同期上市券商平均毛利率为47%。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已下发通知要求清理公路收费，9月将公布收费公路调查情况。（8月10日 人民网）

　　前不久有报道称，在中国内地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曾经引起舆论的极大争议。不少论者质疑这样的安排有将权力期权化的嫌疑，如今这19家路桥上市公司的17名董事长的官场履历似乎可被当做是高官任独立董事在公路领域的加强版。

　　有调查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1599人，其中467人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有专家指出，企业聘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其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官员在上市公司担任职位除了工作能力，人脉和关系将成为其重要的职业砝码。如今的社会“关系”在一些领域还在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官员们的官场履历让“独立董事”变得极其暧昧。

　　由于无法确定官员们曾担任的职位与其任职的公司有多么直接的联系，于是这种暧昧就成了“只能意会”。然而，在这19家路桥上市公司中，已经不再是“只能意会”那么简单。曾在各交通系统的主管领导或任主要部门要职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路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易了。

　　2006年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就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相关的制度建设不可谓不健全，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些规定没能对官员产生切实的制约效果。

　　与这条被架空的规定同样尴尬的是，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对收费公路进行专项整治的行动。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有些收费公路依旧坚挺，比如山西太旧高速建于1995年，修建时山西全省人民曾出钱出力，如今太旧高速收费已超90亿，是当时贷款7.5亿的12倍。诸如此类的超期收费为何迟迟无法得到制止？高速公路为何被称之为“中国最暴力的行业”？这其中恐怕有不少这些手拿官场履历的路桥董事的功劳。

　　“路桥董事”的曝光或许让人们看到收费公路专项整治行动的阻力所在，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究竟还有多少领域存在着这样的阻力，那些迟迟无法得到改进的问题领域背后，又站着多少手拿官场履历的董事长们的身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