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者缺位”一词是国企的管理者在异化成图谋篡逆的既得利益集团后而通过所谓的经济学家而给自己编织出的遁词，他们将这句话口口声声挂在嘴上，为的是掩盖那句羞于启齿欲言又止的心里话——管理者缺利！
1
没有人是全能全知的全才，即使在经济领域熟稔的经济学者，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涉及到陌生领域，也往往会变得幼稚并且无知起来，正如那些法学家们总是盯着法律本身却不去想如何让人们自觉践行道德一样。
但由于媒体和公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进而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拜名主义”思维，与拜权主义造成“领导嘴大”、拜金主义造成“财主嘴大”的现象一样，这种这种名声拜物教造成的恶果是“名人嘴大”。
名人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他们在某个专业的分工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们只是在某个专业领域产生了个人品牌进而形成了传播的话语权，而对于其他领域，他们的观点却未必正确。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这些名人们在成名之后纷纷把持不住自己的大嘴，他们就像喜欢当众表现的孩童一样，开始在众目睽睽的关注下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了，他们纷纷卖弄自以为是的已知，却不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他们一旦在某个领域成名就忘记了自己只是个专家，而企图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才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如茅于轼之流对经济学还一知半解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开始象脱缰的野马一样，窜到政治领域跑马圈地去了，并且，他们还为自己所赢得的喝彩和掌声的热烈程度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喝彩的掌声越多越热烈似乎就证明自己的观点越正确一样。
2
思想无疆界，我们不反对这些专家们在某个局部成名之后向着其他领域扩大地盘，不反对经济学家们对政治问题发表见解，但我们反对这些专家们运用自己专业领域的名声而维护一嘴独大、一嘴遮天，去运用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搞自己的话语权垄断。
所以，只要让我抓住小辫子，我就喜欢批判驳斥这些所谓的名人，别看这些名人一个个追名逐利维护名声，他们没有多少人知道“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名和利如何相互转化，也很少有人知道闻过则喜才能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名声，因此，迄今为止，在我批判过的人当中，执迷不悟者众，闻过则喜者寡。
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不同在于，思想家是认识世界的通才，而经济学家只是经济领域的专家罢了，如果把世界比作大象的话，思想家的目的则是要认识整个大象，为此他要吸取各个领域的认识成果，而经济学家则只是个摸象的瞎子，但他们的局限恰恰在于不知道自己是个瞎子，其思维习惯则是企图将自己摸到的某个局部当成整体，就像瞎子们纷纷将绳子、柱子、扇子这种局部特征当成大象的整体一样。
真正的思想家必须运用哲学，必须深入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去认识世界，他们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正义，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是万世太平和全人类的幸福，他们无不拥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无不将智慧、道德、正义、良知和责任作为自己的思维驱动力，他们的智慧是智为义谋、是大义之智，而绝不是为利谋、为名谋那种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厚黑之智，他们关注思考人类的一切问题，而经济学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局部领域而已。
而经济学家，更多的则不过是一群炼金术士罢了，他们一旦钻到经济领域就像青蛙钻到井底里一样，自以为是个井内的专家，却忘记了自己也可能成为井底之蛙，他们只关心有形的物质财富，不关心无形的精神财富，于是，这些不讲道德的所谓经济学家也就不能发现道德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所以，永远别指望这些人能够经世济民。
3
对于中国社会，仅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中国的现状不只有经济，还有政治；不仅有市场经济，还有社会主义，必须将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结合着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行辩证法的审视。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是在挫败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土封建主义两个坚固堡垒之后实现的，但即使在独立之后，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处于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内，只要社会主义政权在自己的发展中犯下不可挽回的致命错误，则这个幼苗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随时可能重新被西方强大的资本势力分化瓦解。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保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就成为关键的关键，而这一点，则是通过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实现的，否则，如果国有资产被西方资本和民间资本所掌握，整个社会主义政权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就会面临改旗易帜的政治风险。
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之所以甚嚣尘上，就是因为只有私有化，西方资本才能顺利突破国有经济的政治堡垒，才会容易掌控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才会通过资本市场而彻底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阴谋一旦得逞，其后果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沦陷——中国的国民经济将丧失独立性而重新沦为西方资本的经济殖民地，而中华民族也容易在政治上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国。
因此，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是落后而又不甘落后的中华民族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经济环境内所必须采取的经济防御战略，是中国国民经济抵御西方资本冲击坚固城墙，是社会主义政权维护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和完整而进行的政治武装。
4
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扭曲集中体现为那句谬种流传一句话——“所有者缺位”，说实话，三年前，我对这一观点也还是确信不疑的，但在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倡导以义取利的这三年间，我对这一认识又进行了一次自我否定，而现在，则到了公开批判这一观点的时候了。
将国有经济的根本症结归因为“所有者缺位”，在本质上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这一观点认为所谓的“国有”就是人人都没有，“无恒产者无恒心”，就不会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而私有经济则使得财产和财主紧密结合，确保了资产运营中的保值增值，这便是主张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内在逻辑。
但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将人视为唯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逻辑，不是将人视为以义取利对名利辩证并取的“社会人”的逻辑；是将人视为小人而非视为君子的逻辑；是对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人性本恶论无可奈何之后的逻辑，不是奉义取利克己复礼以无私而达其私那种通过善有善报而鼓励人性向善的逻辑。
国有经济本身蕴藏着一个公与私、国与家、义和利、集体和个人、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这也是困扰整个人类几千年以来的重大矛盾，但在人类进入了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这一矛盾却产生了新的解决形式，那就是因为名的作用开始发挥，名则是个人品牌——有义就有好名，有名就能有利。
5
名不只是名人名流和明星们的专利品，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以及对应的名声一样，名是个人品牌，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无形资产，是人的脑力劳动即精神所创造的，名生于实，所以才有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之类的成语，媒体的关注、报道和传播不但可以扩大名声，而且也可以反过来对个人产生精神激励的效果。
如果说利是指人的物质利益的话，那么名就是人的精神利益，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精神则可以变成物质了，即名可以变成利，其表现形式便是善有善报、善必善报、善即善报，而一旦义能生名，名能取利，义和利、公和私、国与家、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也就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
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国有企业的经营中，我们就能找到全新的管理思想，那就是将国有经济的经营管理及其管理者置于全社会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谁能不负国民的重托而将国企经营管理得好，他们就可以获得好名声，进而通过机制和制度的设计让那些心怀大义的管理者光明正大的挣大钱。
谁无私，谁就能达其私；谁有义，谁就可以名利双收；谁不义，谁就会声名扫地——一旦义能取利、名能取利、智能取利，见利忘义、鼠窃狗偷、监守自盗等丑恶行为都会自动变成损名折利的亏本买卖，这难道不正是解决国有经济公和私、国与家、义和利、集体和个人、精神与物质等内在矛盾的巧妙办法吗？
除此之外，这一思想还可以用到整个行政体系、运用至公务员队伍、运用至整个官场，让那些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心怀百姓的好官和清官名利双收，让好官有好报，有好名、有大利，让那些作奸犯科贪污腐败的贪官污吏声名扫地，一旦如此，道德、智慧、正义、良知和责任这些精神力量也就变成官员个人实现名利的内在驱动力，这不正是整饬吏治治理官场的新思维吗？
6
事实上，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从来没有缺位，因为他们是全体国民，但由于这些国民个体存在重利轻义的劣根性，他们大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利益奴才，而不是心怀大义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公民。
他们更多的只是在意个人利益，而不关心国民的整体利益，只有当个人利益遭受侵害的时候，他们才会奋起维权，而看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遭受侵害的时候，他们要么没有先见之明，要么没有事后追究。
因此，与其将国有经济的症结归因为所有者的缺位，不如归因为管理者的缺义、缺德；不如归因为国企管理思想和管理机制的缺位，不如归因为全体国民对国企管理者管理的缺位；不如归因为全民国民难以统一思想而形成的群体无意识。
“所有者缺位”一词是国企的管理者在异化成图谋篡逆的既得利益集团后而通过所谓的经济学家而给自己编织出的遁词，他们将这句话口口声声挂在嘴上，为的是掩盖那句羞于启齿欲言又止的心里话——管理者缺利！
所以，在当前的中国，鼓吹私有化思潮的有两股势力，一股就是敢于明目张胆在明处叫嚣的西方资本，而另一股则是躲在暗处背后发力的国企高管层，是那些图谋将国有资产私分为少数人家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那群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则是他们共同的利益代言人！
我此前曾多次撰文指出，企图殖民中国的西方资本和图谋篡逆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一些权贵官僚阶层已经在私有化问题上形成利益同盟，他们各有所图各取所需，其目的就是要里应外合，制造和激化中国的社会矛盾，最终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只有浑水才能摸鱼，才能将非法收入合法化。
7
中国人民共和国，是民、党和国这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中国既是民国、又是党国；既是一党执政，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今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守基本框架，而在经济体制上，则依然要坚持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属性。
所谓全民所有制，不同于每个人都拥有的股份制，民既有每个人的个体利益，又有合在一起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它甚至远远大于13亿人口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只是因为国有经济关系着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和安全、关系着长治久安、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关系到共产主义大业的实现。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通过政治手段驾驭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抓手，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可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但我们也要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共同富裕，它决不能听任国有经济划向官僚垄断资本的轨道。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权可以通过国有经济而保持强大的控制力，才可以确保一些富民政策的实施和执行，才可以确保社会主义政权导向助民创富和共同富裕的轨道，否则，一旦丧失了这个控制力，整个国家机器将被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所支配和挟裹，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会被资本的利刃迅速斩断。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国有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权将国有和民富联系统一起来，让国有经济成为助民创富的后盾，因为国有经济的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尊重知识产权、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尊重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智本的地位，围绕精神生产方式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资本流向精神生产、流向草根创业者、流向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的草根民众和知识分子容易得到资本而成功实现创业。
8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家底儿，是维护确保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是社会主义政权助民创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资本和经济保证，是维护全体国民乃至后世子孙整体利益的铁打的营盘，它绝不是可以被任何人分而食之的肥肉。
面对国有经济，西方资本希望可以用印钞机印制的纸币从参股走向控股，而既得利益集团则希望将这些巨额财产从国有变为家有，哪一群群懵懂无知利欲熏心的百姓则希望能拿到自己的份子钱，而全体国民和子孙后代的整体利益却遭到了忽视。
结果我们看到，这股由西方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的私有化思潮在一群主流经济学家的煽动下，不断在中国的民间召集民意，高速铁路一出事故，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拆分铁道部的猜想，国有企业一出问题，他们就开始叫嚣起私有化。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但这是国有经济如何管理的问题，是国企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行驶监督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约束国企管理者对国有资产竭忠尽智尽心尽责的问题，它决不能简单粗暴的归结为所有者缺位，绝不能被私有化思潮一分了之。
市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战场是充满硝烟的市场；战争是战场上的竞争，竞争是市场上的战争——国有经济绝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社会对于国有经济的认识必须从经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升到维护国民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和完全的战略高度上来。
9
对国有经济的不同认识，可以反过来让我们认识这些不同的人，如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都毫不掩饰地提出了私有化的主张，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对于经济学界这些谬种流传的错误思想，应当组织专门的人才队伍，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和批判，做出彻底的令人信服的回击，以理服人，说服民众。
值得的一提的是，近几年名声大噪的时寒冰最近发表了一篇《无主之悲》一文，此文依然是对“所有者缺位”的老调重弹，这反映出时寒冰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和剖析也和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一样，到达了难以逾越的认知边界，他们再也难以从经济领域转而深入认识政治问题了。
与这些经济学人不同的是，郎咸平的认识则展示出了超越经济学家的思想高度，他所强调的国企管理者的“信托责任”，标志着郎教授跳出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窠臼，而所谓信托责任，便是克制私欲的“义”之精神，正是要求国企的高官们要以义取利而非见利忘义，要对国有资产负起责任，郎教授曾经抨击的在国企一度流行的MBO，其实是对国有资产见财起意见利忘义的觊觎之心，郎咸平也因此而从一个经济学家而跃变为一个心怀良知的思想家。
这样，在国有经济面前，就出现了一种与私有化相对立的思潮，那就是坚持国有经济这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用责任管理来约束国企的高管层，用奉义取利来抑制见财起意和见利忘义，既要确保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又同时尊重国企管理者的复杂劳动和智慧型劳动的价值，尊重他们的个体利益，以此来化解公和私的矛盾。
总而言之，私有化思潮的根本错误在于，只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本本和教条，只照搬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无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无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特殊环境，不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不懂改革和开放的矛盾关系，看不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而是图谋以经济反攻政治，令社会主义政权自乱阵脚、自毁长城、自废武功的阴谋和愚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