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限制是错误的；退一步说，即便这么做正确，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说它没有效果，是因为现在存在大量可替代的传播渠道。说它会起到反作用，是因为社交媒体和短信服务也是行善的渠道——一个被引用最多的例子是，骚乱发生后，Twitter用户发言号召大家进行清理。

　　“将暴力活动归咎于技术或流行文化 ……是一种老套、典型的意识形态，它不愿意直面骚乱和动乱背后真正的社会原因，并且指望能敷衍了事，”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媒体与传播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上周在他的博客中写道。但是，这也向渠道拥有者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在履行对客户的职责和对社会的职责两者之间，应如何划定界限？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同情黑莓的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RIM)。由于曾经的用户基础——企业高管面临压力，RIM误打误撞闯进了更年轻用户的市场——其它公司积极竞争都未能获得这一奖赏——结果却导致其正面形象被无情地逆转。

　　RIM眼下面临一场品牌和公关考验。我从TechCrunch Europe了解到，我自己使用的Curve手机是青少年手机市场的首选。鉴于它被指控使用不当，感觉就有点像发现你喜欢的一款高尔夫球杆也是家庭暴力狂喜爱的武器。但是，当黑莓英国公司在Twitter上发表同情骚乱受害者的言论，并表示“公司已经与当局合作，并尽我们所能提供支持”时，一个持批评态度的团体入侵了该公司的网站，并威胁称，如果RIM向警方透露任何数据，将实施报复行动。

　　RIM将克服这一品牌污点事件，如果存在任何污点的话。正如我的同事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最近指出的那样，Timberland鞋在远足者和说唱歌手中都很受欢迎，但这两类客户之间的交集很小，因此客户混淆的可能性也很小。（当然，如果卡梅隆确实希望赢得选票的话，他本可以提出全面收缴黑莓手机，一举压制住暴徒和银行家恣意妄为的势头。）

　　一个更贴切的比较是沃达丰(Vodafone)等电信公司。该公司今年承认，在埃及动乱最严重时期，该公司曾遵从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命令，转发支持政府的短信。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还经常发现自己因涉嫌为盗版制品或色情作品发行商“提供便利”而受到抨击。

　　这些公司的客户责任要求它们就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发出短信后，沃达丰这样做了。更好的做法是事先便亮明自己的原则。谷歌(Google)提出了“不作恶”(do no evil)理念，好似医生们恪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公司版。今年1月，Twitter曾在一篇可奉为典范的博客文章里解释了为何“Tweet必须保持流动”(the Tweets must flow)，不管该公司对内容的看法如何。不经意间，这让Twitter与上世纪70年代邮件炸弹袭击行动期间的皇家邮政处于同一阵营。

　　但正如RIM上周晚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它们遵守现有法律，从与政府合作，到将信息移交给警方（是的）。实际上，Facebook已承诺将主动删除煽动性言论，这是有关界限划在哪里的一个大胆判断。

　　现在需要的是一场强有力的大规模辩论，主题是在此次英国骚乱期间，不同的通信渠道如何被利用和滥用——以及结果应该怎样。我们期待，这场辩论是开放式的辩论，而且，我们期待，展开这场辩论的媒体平台，正好是一些政客错误地希望对其进行审判的那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