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安居”显然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是将“居者有其屋”作为其福利体系的基本构成。但现实情况是，在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房价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日益攀高，使得连续几年来高房价都成为社会最聚焦的关注点。此外，还有一度被媒体热炒的“六千五百四十万套空置房”问题。不过随着保障房建设开工，大面积的房屋质量问题应成为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中国速度”下的安居工程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保障房建设已经成为今年地方政府的“首要政绩”，各地方正加速进行。住建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保障性住房由5月底的340套增至6月底的500万套，一个月内急增160万套，建设速度惊人，令外界质疑数据存水分。

　　《人民日报》亦刊文对此提出质疑，形容如此快速的进度“令人欣慰，也令人生疑”。文章指出，500万套的数据并非没有一点水分，为加快进度，可能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还有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表示，甚至出现“铲点土就算开工”，这自然提高进度。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认为，按照惯例保障房建设不可能进展那么快，因计算土地供应、资金筹集，以及各种程序审批，上半年保障房开工率难超过50%。若是地方上报数据，不排除有虚报的成分。他指出，在保障房建设中，存在不少虚报现象。如在棚户区改造中，将动迁算作开工;将农民建设和单位建房纳入保障房范畴之列;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动工建设，边建设边申报等。这都造成保障房开工率“虚高”的假象。他又认为，保障房建设质量普遍不及商品房，在大规模建设情况下，施工质量难以保证。

　　其实虚报不要紧，要紧的是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在我们衣食住行全面受到威胁的今天，保障安居工程的基本质量安全应是最起码的底线。

　　7月20日，郑州市长江路上的“汇景嘉园”小区内，刚刚封顶的8栋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因被人举报使用“一捏即碎”的劣质砖后，刚刚建成就被拆除。

　　7月29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最大拆迁安置小区——龙安商贸小区。媒体报道，自去年底以来，50多户居民的房屋陆续出现承重梁、屋面、外墙裂缝和渗水等现象，部分住户甚至出现楼板踩穿、房屋沉降等严重现象。安居房变成“闹心房”，不少人有家难宿，顶着酷暑借住在外。

　　而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有不少保障房出现了质量问题。比如北京的“明悦湾”保障房项目，2010年出现多栋“楼歪歪”，最终不得不拆除重建;广西廉租房工程被曝光使用“瘦身钢筋”;包头最大的棚户区“民馨家园”改造项目，今年初也出现了500多套墙皮起砂脱落现象。

　　仅此可以想见，那些尚未发现而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质量还有多少？在汶川地震中所暴露的豆腐渣工程想必谁都不会忘，而这些隐藏在保障房之中的安全隐患也许指不定会哪天突然爆发，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关于保障房建设开工率最近一个月内突然加速，前住建部部长齐骥曾回应称，房地产项目前期工作较长，各地对保障性住房项目大都实施了简化审批的绿色通道，但一般也需要3-6个月。因此，今年一季度，大部分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都处于项目的前期准备，只有少数准备充分的项目和去年储备的项目才可能早期开工建设，而多数项目要在二季度和下半年集中开工。齐骥还透露，截至6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500万套以上，超过年度计划50%，比5月底增加了160万套，建设进度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水平，开局良好。11月底前，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标任务，有望全面实现。

　　显然速度是有的，不过安全有没有？恐怕没几个人能保证，殷鉴不远啊!

　　安全感应是社会的底线

　　“寻求安全感”是目前广大民众投身房地产市场、将房价不断推高的主要动因。

　　中国改革本身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这种社会的急剧变化一方面给社会增加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传统血缘家族体系所能够提供的经济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在城乡地区都普遍处于衰退过程中。而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将大量农村人口和土地进行分离，促使他们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原有中小城市人口的相当部分也在迅速向大城市集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瓦解，与城市社会个体相对应的往往是由“丛林法则”进行主导的市场，而不是曾经包办生老病死的单位。

　　在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社会转型的快速进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处于个人力量所难以预计和掌控的转变过程中，甚至一部分人已经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与新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加上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处于疏远化、人际信任也易于出现危机、孤独感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造就使得易于陷入孤独的社会个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难于将“现实意义的我”与“过去时态的我”进行统一，因而容易丧失自我认同感，进而容易缺乏安全感。对于这种状况，政府理应在支持中低收入群体规避社会风险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但是，有学者发现，在中国政府推行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都在显著增加，“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的不确定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在这样一种生存空间狭窄和不安全心态的双重压力所迫下，传统的“修身齐家”观念和强烈的“家”的归属感使得人们对于寄托于房屋之上的安全感日趋依赖。

　　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二者共同形成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不仅对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行了质的改变，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而且对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一家庭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近期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共有四十六点五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五千多个家庭解体，有关资料显示，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离婚率前三甲。这种大城市高离婚率背后体现了日益加大的生存成本所导致的社会焦虑感，正是这种社会焦虑感成为了家庭稳定的“隐形杀手”。于是，“房子比男人更有安全感”这样的说法风靡一时。

　　为了加强民众的社会安全感，国家应当通过立法、制度和政策去给民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消减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但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希望。

　　对于基层民众而言，房子无疑一个人一辈子最为关心的话题，忙活了一辈子也就是想找个舒服点的房子住下。可当这个房子都不太安全的时候，这个社会会是何等的光景？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让国民遭遇到了缺乏安全感的现代通病;而为了追求安全感，安居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常说“安居乐业”，但没了安全感，怎么安居怎么乐业?当然，政府所期盼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了。我想，还是先把把速度降下来，一步一个脚印，好好盖几栋安居房吧!别出了事又搞得天怒人怨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作者：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