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个既能持续发展，也能惩治贪污腐败的有效方案
理思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湖北阳新435200
当我们在“光明社区”看到一篇《从赖昌星被遣返看中国还有多少贪官在逃？》的文章之后，说句心里话，大家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得到此文的内容在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今中国社会而存在着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也就不由自主地要说、要表白一下正在投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观的“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对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地将惩治贪污腐败而落实到实处的话，就要从以下三个来思考：
从第一个方面来思考，就要明确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那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从而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那么，就要真实地考察有关于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的社会现实，是不是也存在？实际上，也是存在的。然而，如果在国有、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不存在什么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就根本用不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中介，来实现国有、集体所有的形态和体制的稳定，以及社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实际上，是在应用一种极端意识形态观在封闭和限制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的思想和行为的封锁，媒体的不自由、不民主而将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而不让大家看到、听到。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现实的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也的确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突出。实际上，搞“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也是为了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而存在其中。
然而，大家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那是既看到了、也享受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比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凡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现实而要好得多，人的思维和行动也要自由得多，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而不会去说没有良心的话：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三十年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现状，那是“不如”搞“阶级斗争”的“两个凡是”的社会现实的话吧？
实际上，在中国假如没有改革开放，而只有去继续坚持“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来再实践三十年的话，理当说，中国人要想过上与世界同步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社会意旨，它是以“思想革命化”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以抓意识形态的纯粹、永恒的来推动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劳动积极性，以此来抓“经济建设”，而且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路线，是立足在想像中存在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的理想而追求主义的。所以，将再实践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社会现实，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只要大家从当下的北朝鲜的社会现状就可联想到：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将是个什么样子？
从第二个方面来思考，理当说，在当下的中国人的确对于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而长期解决不了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民众心理将会出现各种深恶痛绝的看法，那是存在的。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如何能从理论根基上去采取有效措施来抑制呢？也就是网民们在网络上期望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如何能将惩治贪污腐败而落实到实处？
说实在话，在当下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教学界的思想观点而有两个根基：一个是俄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观；另一个是向往当代的西化及传统的中化。
所以，当下中国理论界的理论从这两个根基上，那不但帮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的前提下，找到既能实现小康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能解决将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而落实到实处的理论措施。
实际上，中国当下的这两个理论根基，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将当下的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而推论到政治前提上去理论，并以此来迎合普通者的心理而对改革开放的不满的社会情绪而高长。因此，从这两种理论根基而阐述的思想观点，那是很不利于、实质是有害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新理论出路的发展和进步的。也就是说，在理论界的思想立足地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现实立足地，那是脱离的。在当下的两种理论根基，那是立足在想像中存在的概念论概念，是在确立概念观来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
然而，中共中央、国务院是立足在现实中存在的现实论现实，从而确立的是现实观来解决贪污腐败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是采用抓党内建设和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在当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界的立足地与改革开放的立足地而不能统一根源。实际上，这不是个小问题、而是重大的理论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么理论界的立足地的前提问题，将会导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坚持，也就是导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继续的重大社会问题。实际上，当下中国理论界的立足地要与改革开放的立足地而统一或同一到在现实中存在的现实前提中去，理当说，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而必须解决。也就是说，我国理论界的立足地，必须转到在现实中存在的改革开放的立足地而统一。那么，我国理论界也就必须要抛弃那种立足在想像中存在的概念论概念，而确立以为“概念观”是能实现惩治贪污腐的社会问题的这一想法。实际上，我国理论界的这种立足地，它不但实现不了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相反会动摇走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民心和意旨的向往。
那么，我国理论界与改革开放的立足地而如何统一或同一呢？我们认为，我国理论界的立足地只有同青年马克思在1837年11月在写《给父亲的信》而阐明的那样：将自己的立足地而“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也就是转向同改革开放的立足地那样，要立足在现实中存在的既能促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也能实现和有效地解决惩治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的现实前提，就是要创立一个“中介”来实现、来解决。这就是我们要从第三个方面来展开思考的原因。
从第三个方面来思考：如何能具体实际地来解决当下的贪污腐败的社会问题，从而落实到实处，就要创立一个“中介”即如何支撑社会稳定、如何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实现中介，这才是大家即坚持拥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要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着想的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能将惩治贪污腐败而落实到实处的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请大家来想想，在哪个实现“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国有、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现实中，假如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实现的“中介”来支撑，那么，在哪个时期而能有一个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现实来实现——那种理想的社会目的吗？实际上，如果没有“实现中介”来帮助的话，怎能来展开消灭私有制、建立国有、集体所有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社会现实中去？
因此，我们认为，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存在和历史过程之中，同样还是需要有一个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的“中介”才能达到。这个实现中介就是《管理自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这个《管理自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成为实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的中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管理自我学》来开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和行政机构，去将那些欠缺管理自我的各种各样的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思想和行为，而送进“管理自我学习班”的行政机构，去强化学习、去强化管理：那些管理不好自我的思想和行为的人。这才是当下迫切需要的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的中介。（实际上，我们在2001年就为能实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稳定和安居乐业，而编制出人脑意识机能的系统程序的软件，并取名为人脑UP软件来如何操作管理驾驭自我的意识空间、情绪、生理和行为的学科）希望大家能支持“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的这一提案的提出？
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室 理思 2011-7-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