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曹寇一直在玩，因为他的小说有着无赖的性格，他的主人公们过着无聊的生活。但曹寇还是蛮严肃的，他意识到“黑暗是日常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许曹寇的小说自传的痕迹很重，没有超越他生活的范畴，但这个时代，有多少青年超越了曹寇的生活范畴呢？
换句话说，如果后来人想了解当今青年的生活状态，绕不过曹寇。
曹寇说我们不能也无需消灭对方()
文|孙魁 制图|宗岗
曹寇出了三本书。依次是《操》、《喜欢死了》、《越来越》，待出的小说集叫《鞭炮齐鸣》。曹寇觉得这四本书的书名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我喜欢干这种事，就是迷恋系列。”
第一本基本上买不到了，是一拨文艺爱好者搞的，印了200册。《喜欢死了》可能也不好买，曹寇说印了1000册，江苏省作协拿一小部分搞活动，剩下的全给他了。“后来到了乡下的一所中学，我找到一辆板车，一堆堆地往图书馆拉。雪地上全是我的脚印，那么好的雪，脏了。真没意思，一点没将我从虚无中拉出来，哪怕一小会儿。”
好在曹寇的短篇小说大多都晒在网络上，你可能会觉得他的小说很有意思，但同样，别指望它们会将你从虚无中拉出来，哪怕一小会儿。
“词汇不是用来讨厌的，我只是讨厌定论和概念”()
有那么一件事情发生于2004年的春天，现在我如果把它原原本本说出来，不仅会遭到人们的质疑，而且还会认为我又在编小说。之所以说“又”，是因为我没事就会搞点小说编编，但那东西连我自己有时都不相信，写起来倒挺坦然的，还搞着一副他妈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实话，这副模样虽然做作，但还是挺有趣的，起码比说一件真人真事有趣、轻松得多。所以，各位，我不打算说那件事了，我打算写篇小说。——《喜欢死了·王奎张亮加我一个》
晨报周刊：写小说之前你在干嘛？
曹寇：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虚度”中度过的，无所事事。当我决定写一篇小说，往往只源于一个念头或一句话，比如我的许多小说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一句话适合做小说题目就写了。也就是说，我写小说的偶然性太大了。我没有计划或规划。当然，这也未必是好事。
晨报周刊：你经历过所谓的“幻灭”么？
曹寇：肯定啊。在我印象里没一件事不是幻灭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说是否夸张和属实。具体表现在没有一件事能够让我体会到愉悦和幸福，即便它们偶有光芒，必然也鬼火一现，继而是日常的黑暗。黑暗是日常的，这是我有限人生的最大体会。归于原地，悬浮不动，既不落实，也不上升，平行于上，也平行于下。
晨报周刊：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曾经有一件事激起了你的某种感情，后来幻灭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特别傻的。
曹寇：我刚写了个约稿，提到过本人的一段情感。那段情感极其剧烈，我以为它具有不可复制的属性，而它的“悲剧性结尾”会改变我的德性，甚至我不可能希望再见到她而承受种种人是事非的刺激。而事实呢，我现在经常见到她，她嫁了人，生了孩子，面对这些，我已从失落进化到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地步了。我在那篇文章里称之为“屎化”，就是说，一切貌似刻骨铭心的爱恨都不值一提，都会变成粪便那样的东西，一如香艳美女和垄中枯骨的关系。
晨报周刊：提到粪便，你的小说里好像也出现过。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消解各种形而上的”意义“。它的猛然露面总会让读者突然掉到坑里去，它怎么能在这时候出现捏？
曹寇：我小说有时写到粪便跟我的农村经验有关，因为在乡村，粪便是随处可见的，粪便是需要歌颂的（“飞猪八百斤，大粪三千担”之类）。不仅农村，中国城市也差不多吧。也可以说，遍地开花的粪便就是生活真实内容，并非我蓄意要写它们来臭读者。我写东西是为了追求真实，包括内心的真实，不追求美饰。
晨报周刊：你很讨厌“意义”这个词？
曹寇：不讨厌，就像我不会讨厌“善”这个词一样。词汇不是用来讨厌的。我只是讨厌定论和概念，并且讨厌基于定论和概念的各种阐释。比如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这句话就预设了“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游离其外就叫“无意义”。这显然是一种集权或霸权。
晨报周刊：就像你在《越来越》里写到的那些晨练的老人，“我真担心他们停下动作，然后走到前面来质问我，他们会说，年轻人，你为什么这么瘦弱，一大早的，为什么不朝气蓬勃，你是升起的太阳，要积极向上啊”。
曹寇：《越来越》里这种场景或感受当然来自本人，我自己就经常这么想。这是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差异，进一步说，就是人与人的差异。也许没有谁对谁错。世界应该多元，不欣赏甚至讨厌都可以，但我们不能也无需消灭对方。
“一个作家无论怎么虚构，都是在写内心挣扎史而非单纯的心灵史”()
你这样做，是不是表明你爱我而不爱她？
我说不是，我觉得你们都差不多，都是不错的女人。
她说，那你和她分手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
我说这样也可以。
假如我不愿意呢，她说，假如我只认为是跟你搞了一夜情呢？
我说我尊重你的看法。
你不觉得不值，不觉得亏了？
没有，我感觉不出这点。
李芫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赤裸着上身那样惊恐地打量我。我也坐起，拽起毯子给她披上警告她别受凉了。
然后她突然说，我觉得你不是人，是禽兽，不，是机器人。
——《越来越·美好的夜晚》
晨报周刊：读《喜欢死了》和《越来越》，我第一想到的是无聊，无聊就是小说的内容，后来，看你的一篇日志，提到了“虚无”。这两个词有差别么？
曹寇：无聊和虚无都不是我自己说的，无聊出自陈晓明的书面评论，虚无出自顾前的观感。我自己不好评价自己，也拒绝评价自己。既然有人这么说我，我就顺着他们的话说，就是这样。就算它们是我小说的真相，我也没必要反驳和拒绝。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否继续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晨报周刊：感觉你的短篇就像写诗，喜欢一个句子或者意象，就跟着它走下去了。比如《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什么的。
曹寇：这么说并且把我当诗人的人还真不少。巧的是，我一句正经的诗也没写过，也不打算写诗。就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吧，我选择了小说作为我的表达方式。
晨报周刊：你的小说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一些应该在心里徘徊的YY，变成了行动。比如《一点办法也没有》里的，”我上去踹了他一脚。踹了他一脚他就不能动了，我突然觉得应该再用锄头敲他一下，所以我就敲了他一下。“结果，”他“死了。还有一些人们在现实中不会说的话，你让小说的主人公在小说的”现实“里说了。你不想憋着。
曹寇：你这说的是小说的一种功用。就是它可以释放一些黑暗的或者光明的欲念。我们的生活已经够压抑的了，跟死水池塘的底部差不多，小说能够作为一根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麦秸秆也未为不可。这也并非我的发明，古今中外写小说的都这么玩过。同时，这也是想象力的问题，小说需要想象力，想象力是虚构能力的一部分。
晨报周刊：为什么是王奎张亮赵小兵，他们在你的许多小说里跳来跳去的？
曹寇：这是三个最普通的姓名，而我只写最普通的人，用这样的名字顺理成章，他们仿佛我这代人的同学、同乡、同事或朋友。此外，他们之所谓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一方面是我懒得起名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在写人方面是很局限的，换言之，我只写我熟悉的那一类人。
晨报周刊：说说青年吧。《越来越》里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他们无所事事，目标简单，无非就是钱和性。钱也不是大钱，女人也不要多漂亮，然后就差不多是混啦。他们的故事会让人有隐隐的痛感。这就是你的青年世界？
曹寇：我是24岁开始写小说的，至今十年。这个阶段应该算作青年吧。其次，我不可能写我不了解的生活，你提到的这些小说人物的境遇、格调或层次，也基本算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状况。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虚构，他都是在写内心挣扎史而非单纯的心灵史，“自传”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晨报周刊：《挖下去就是美国》里的地理老师和《美好的夜晚》里的”我“，会让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过多的爱和恨，怎么都可以的样子，虽然是青年，但好像什么都看透了，心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样的”机器人“是时代的造物？
曹寇：这得视读者的看法了，如果读者认为这两个人物是可信的，那么他们必然是这个时代的产品；反之，则是概念人物。就我本来看，这种人是有的，或者是可能存在的，他们未必可以与现实中某个人划等号，但可以和某个人内心的某个部分相呼应。话说回来，地理老师和“我”即便不是主流青年的典型形象，难道顺应、冷漠不是无处不在的嘴脸吗？至于“局外人”的哲学位置，我自己不便擅断。
“同代作家……让我突然意识到文学的空间还很广阔”()
后来，应该是那个冬天，孟姜女来看我，可我已经被别的人砌进城墙里面了。如果她不来，我也没什么想法，前面说过，我对被紧密包围的感觉很喜欢。可她居然来寻夫，在外面惊天动地地哭。这让我很不安。于是我想动一动，主要是想找个出口出去与她相会，哪怕是看她一眼。可是，你知道的，我几乎不能动，所能动的那点空间，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砖头。——《喜欢死了·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是与生俱来独立的，他唯有信任孤独才能接近真实。与此有关，一切试图摆脱平庸的念头又是如此平庸。我还注意到，这并非一个适合文学写作的时代，无处不在的禁忌滋生着恐惧。——《喜欢死了·序》
晨报周刊：你在《越来越》的序言里说，“此前我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同代人的写作激励了我”，这些同代人是哪些人？
曹寇：21世纪初，网络的文学论坛相当发达，我先后混迹于橄榄树、新小说论坛、橡皮论坛、他们论坛和黑蓝论坛。论坛被博客和微博取代是近几年的事。那些年，人们通过论坛进行写作层面的交流，热情很大。同代人是一个群体，比如南通的姚晓，武汉的暮渊，大连的谈波，北京的陆离、李红旗，南京的赵志明、李黎等人，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迪，在此表示感谢。
晨报周刊：这些同代人和那些在中国早已成名的作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曹寇：不谦虚地说，在我写小说之前，成名作家的作品我大多看过。我不能说他们写得不好，但他们确实对我毫无力量可言，他们的作品和我基本没有关系。同代作家的先行一步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代人在写作上可以自作主张，而无需毫无创意地“继承”(实为抄袭)。也可以说，同代作家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他们各不相同的写作方式和作品风格，让我突然意识到文学的空间还很广阔，我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途径。
晨报周刊：在八卦洲生活的那些日子，以及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过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曹寇：我毕业后在八卦洲仍然生活了好几年，这些年我主要是阅读和胡思乱想。那是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朋友没有交往甚至没有交谈，孤苦无依而又感到浑身充满力量。我经常半夜在乡村小道上边走边尿，蛙声、虫鸣和月光之外，只有尿液冲击地面的声音，非常响亮。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全部死了，而我活着，基于此，我多么希望出现一名聊斋中貌若天仙的女鬼。虽然我很怀念那段不可重返的时光，但进城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城市生活，因为后者人际关系的冷漠确保了我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就是说，防盗门一关，再也没人能干涉你，而在有限空间内，你不仅毫无牢狱苦闷，反而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自由。我恰恰是进城之后才写小说的。
晨报周刊：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小说和李志的歌很登对？
曹寇：我和李志见过几次，没有交往，谈不上友谊。他的歌(包括现场)我也听过，个人觉得虽然在某些层面上(比如糙性)有共同点，但整体上区别很大。他有某个青年群体的“代言”意义，我觉得自己没有。他比我受欢迎。
晨报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吧，想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从你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望到什么？
曹寇：我住在紫金山以北的一个新兴居民小区里，七楼，可以看到紫金山。但我很少看它，我看得更多的是楼下走来走去的人，他们上班下班购物带孩子。如果有美女，并且有她们高跟鞋的声音传上七楼破窗而入，我更高兴。
也许曹寇的小说自传的痕迹很重，没有超越他生活的范畴，但这个时代，有多少青年超越了曹寇的生活范畴呢？
换句话说，如果后来人想了解当今青年的生活状态，绕不过曹寇。
曹寇说我们不能也无需消灭对方()
文|孙魁 制图|宗岗
曹寇出了三本书。依次是《操》、《喜欢死了》、《越来越》，待出的小说集叫《鞭炮齐鸣》。曹寇觉得这四本书的书名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我喜欢干这种事，就是迷恋系列。”
第一本基本上买不到了，是一拨文艺爱好者搞的，印了200册。《喜欢死了》可能也不好买，曹寇说印了1000册，江苏省作协拿一小部分搞活动，剩下的全给他了。“后来到了乡下的一所中学，我找到一辆板车，一堆堆地往图书馆拉。雪地上全是我的脚印，那么好的雪，脏了。真没意思，一点没将我从虚无中拉出来，哪怕一小会儿。”
好在曹寇的短篇小说大多都晒在网络上，你可能会觉得他的小说很有意思，但同样，别指望它们会将你从虚无中拉出来，哪怕一小会儿。
“词汇不是用来讨厌的，我只是讨厌定论和概念”()
有那么一件事情发生于2004年的春天，现在我如果把它原原本本说出来，不仅会遭到人们的质疑，而且还会认为我又在编小说。之所以说“又”，是因为我没事就会搞点小说编编，但那东西连我自己有时都不相信，写起来倒挺坦然的，还搞着一副他妈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实话，这副模样虽然做作，但还是挺有趣的，起码比说一件真人真事有趣、轻松得多。所以，各位，我不打算说那件事了，我打算写篇小说。——《喜欢死了·王奎张亮加我一个》
晨报周刊：写小说之前你在干嘛？
曹寇：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虚度”中度过的，无所事事。当我决定写一篇小说，往往只源于一个念头或一句话，比如我的许多小说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一句话适合做小说题目就写了。也就是说，我写小说的偶然性太大了。我没有计划或规划。当然，这也未必是好事。
晨报周刊：你经历过所谓的“幻灭”么？
曹寇：肯定啊。在我印象里没一件事不是幻灭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说是否夸张和属实。具体表现在没有一件事能够让我体会到愉悦和幸福，即便它们偶有光芒，必然也鬼火一现，继而是日常的黑暗。黑暗是日常的，这是我有限人生的最大体会。归于原地，悬浮不动，既不落实，也不上升，平行于上，也平行于下。
晨报周刊：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曾经有一件事激起了你的某种感情，后来幻灭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特别傻的。
曹寇：我刚写了个约稿，提到过本人的一段情感。那段情感极其剧烈，我以为它具有不可复制的属性，而它的“悲剧性结尾”会改变我的德性，甚至我不可能希望再见到她而承受种种人是事非的刺激。而事实呢，我现在经常见到她，她嫁了人，生了孩子，面对这些，我已从失落进化到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地步了。我在那篇文章里称之为“屎化”，就是说，一切貌似刻骨铭心的爱恨都不值一提，都会变成粪便那样的东西，一如香艳美女和垄中枯骨的关系。
晨报周刊：提到粪便，你的小说里好像也出现过。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消解各种形而上的”意义“。它的猛然露面总会让读者突然掉到坑里去，它怎么能在这时候出现捏？
曹寇：我小说有时写到粪便跟我的农村经验有关，因为在乡村，粪便是随处可见的，粪便是需要歌颂的（“飞猪八百斤，大粪三千担”之类）。不仅农村，中国城市也差不多吧。也可以说，遍地开花的粪便就是生活真实内容，并非我蓄意要写它们来臭读者。我写东西是为了追求真实，包括内心的真实，不追求美饰。
晨报周刊：你很讨厌“意义”这个词？
曹寇：不讨厌，就像我不会讨厌“善”这个词一样。词汇不是用来讨厌的。我只是讨厌定论和概念，并且讨厌基于定论和概念的各种阐释。比如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这句话就预设了“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游离其外就叫“无意义”。这显然是一种集权或霸权。
晨报周刊：就像你在《越来越》里写到的那些晨练的老人，“我真担心他们停下动作，然后走到前面来质问我，他们会说，年轻人，你为什么这么瘦弱，一大早的，为什么不朝气蓬勃，你是升起的太阳，要积极向上啊”。
曹寇：《越来越》里这种场景或感受当然来自本人，我自己就经常这么想。这是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差异，进一步说，就是人与人的差异。也许没有谁对谁错。世界应该多元，不欣赏甚至讨厌都可以，但我们不能也无需消灭对方。
“一个作家无论怎么虚构，都是在写内心挣扎史而非单纯的心灵史”()
你这样做，是不是表明你爱我而不爱她？
我说不是，我觉得你们都差不多，都是不错的女人。
她说，那你和她分手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
我说这样也可以。
假如我不愿意呢，她说，假如我只认为是跟你搞了一夜情呢？
我说我尊重你的看法。
你不觉得不值，不觉得亏了？
没有，我感觉不出这点。
李芫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赤裸着上身那样惊恐地打量我。我也坐起，拽起毯子给她披上警告她别受凉了。
然后她突然说，我觉得你不是人，是禽兽，不，是机器人。
——《越来越·美好的夜晚》
晨报周刊：读《喜欢死了》和《越来越》，我第一想到的是无聊，无聊就是小说的内容，后来，看你的一篇日志，提到了“虚无”。这两个词有差别么？
曹寇：无聊和虚无都不是我自己说的，无聊出自陈晓明的书面评论，虚无出自顾前的观感。我自己不好评价自己，也拒绝评价自己。既然有人这么说我，我就顺着他们的话说，就是这样。就算它们是我小说的真相，我也没必要反驳和拒绝。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否继续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晨报周刊：感觉你的短篇就像写诗，喜欢一个句子或者意象，就跟着它走下去了。比如《割稻子的人总是弯腰驼背》、《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什么的。
曹寇：这么说并且把我当诗人的人还真不少。巧的是，我一句正经的诗也没写过，也不打算写诗。就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吧，我选择了小说作为我的表达方式。
晨报周刊：你的小说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一些应该在心里徘徊的YY，变成了行动。比如《一点办法也没有》里的，”我上去踹了他一脚。踹了他一脚他就不能动了，我突然觉得应该再用锄头敲他一下，所以我就敲了他一下。“结果，”他“死了。还有一些人们在现实中不会说的话，你让小说的主人公在小说的”现实“里说了。你不想憋着。
曹寇：你这说的是小说的一种功用。就是它可以释放一些黑暗的或者光明的欲念。我们的生活已经够压抑的了，跟死水池塘的底部差不多，小说能够作为一根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麦秸秆也未为不可。这也并非我的发明，古今中外写小说的都这么玩过。同时，这也是想象力的问题，小说需要想象力，想象力是虚构能力的一部分。
晨报周刊：为什么是王奎张亮赵小兵，他们在你的许多小说里跳来跳去的？
曹寇：这是三个最普通的姓名，而我只写最普通的人，用这样的名字顺理成章，他们仿佛我这代人的同学、同乡、同事或朋友。此外，他们之所谓反复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一方面是我懒得起名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在写人方面是很局限的，换言之，我只写我熟悉的那一类人。
晨报周刊：说说青年吧。《越来越》里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他们无所事事，目标简单，无非就是钱和性。钱也不是大钱，女人也不要多漂亮，然后就差不多是混啦。他们的故事会让人有隐隐的痛感。这就是你的青年世界？
曹寇：我是24岁开始写小说的，至今十年。这个阶段应该算作青年吧。其次，我不可能写我不了解的生活，你提到的这些小说人物的境遇、格调或层次，也基本算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状况。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虚构，他都是在写内心挣扎史而非单纯的心灵史，“自传”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晨报周刊：《挖下去就是美国》里的地理老师和《美好的夜晚》里的”我“，会让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没有激烈的感情，没有过多的爱和恨，怎么都可以的样子，虽然是青年，但好像什么都看透了，心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样的”机器人“是时代的造物？
曹寇：这得视读者的看法了，如果读者认为这两个人物是可信的，那么他们必然是这个时代的产品；反之，则是概念人物。就我本来看，这种人是有的，或者是可能存在的，他们未必可以与现实中某个人划等号，但可以和某个人内心的某个部分相呼应。话说回来，地理老师和“我”即便不是主流青年的典型形象，难道顺应、冷漠不是无处不在的嘴脸吗？至于“局外人”的哲学位置，我自己不便擅断。
“同代作家……让我突然意识到文学的空间还很广阔”()
后来，应该是那个冬天，孟姜女来看我，可我已经被别的人砌进城墙里面了。如果她不来，我也没什么想法，前面说过，我对被紧密包围的感觉很喜欢。可她居然来寻夫，在外面惊天动地地哭。这让我很不安。于是我想动一动，主要是想找个出口出去与她相会，哪怕是看她一眼。可是，你知道的，我几乎不能动，所能动的那点空间，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砖头。——《喜欢死了·朝什么方向走都是砖头》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是与生俱来独立的，他唯有信任孤独才能接近真实。与此有关，一切试图摆脱平庸的念头又是如此平庸。我还注意到，这并非一个适合文学写作的时代，无处不在的禁忌滋生着恐惧。——《喜欢死了·序》
晨报周刊：你在《越来越》的序言里说，“此前我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同代人的写作激励了我”，这些同代人是哪些人？
曹寇：21世纪初，网络的文学论坛相当发达，我先后混迹于橄榄树、新小说论坛、橡皮论坛、他们论坛和黑蓝论坛。论坛被博客和微博取代是近几年的事。那些年，人们通过论坛进行写作层面的交流，热情很大。同代人是一个群体，比如南通的姚晓，武汉的暮渊，大连的谈波，北京的陆离、李红旗，南京的赵志明、李黎等人，他们都是我的同代人。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迪，在此表示感谢。
晨报周刊：这些同代人和那些在中国早已成名的作家有什么不一样的？
曹寇：不谦虚地说，在我写小说之前，成名作家的作品我大多看过。我不能说他们写得不好，但他们确实对我毫无力量可言，他们的作品和我基本没有关系。同代作家的先行一步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代人在写作上可以自作主张，而无需毫无创意地“继承”(实为抄袭)。也可以说，同代作家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他们各不相同的写作方式和作品风格，让我突然意识到文学的空间还很广阔，我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途径。
晨报周刊：在八卦洲生活的那些日子，以及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过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曹寇：我毕业后在八卦洲仍然生活了好几年，这些年我主要是阅读和胡思乱想。那是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朋友没有交往甚至没有交谈，孤苦无依而又感到浑身充满力量。我经常半夜在乡村小道上边走边尿，蛙声、虫鸣和月光之外，只有尿液冲击地面的声音，非常响亮。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全部死了，而我活着，基于此，我多么希望出现一名聊斋中貌若天仙的女鬼。虽然我很怀念那段不可重返的时光，但进城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城市生活，因为后者人际关系的冷漠确保了我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就是说，防盗门一关，再也没人能干涉你，而在有限空间内，你不仅毫无牢狱苦闷，反而得到了弥足珍贵的自由。我恰恰是进城之后才写小说的。
晨报周刊：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小说和李志的歌很登对？
曹寇：我和李志见过几次，没有交往，谈不上友谊。他的歌(包括现场)我也听过，个人觉得虽然在某些层面上(比如糙性)有共同点，但整体上区别很大。他有某个青年群体的“代言”意义，我觉得自己没有。他比我受欢迎。
晨报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吧，想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从你的窗户望出去可以望到什么？
曹寇：我住在紫金山以北的一个新兴居民小区里，七楼，可以看到紫金山。但我很少看它，我看得更多的是楼下走来走去的人，他们上班下班购物带孩子。如果有美女，并且有她们高跟鞋的声音传上七楼破窗而入，我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