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说起《三字经》，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在当代，老幼妇孺大都能背上几句，因为这本书太悠久了，太出名了。

古今学界人士认为，《三字经》为南宋庆元府（今浙江鄞县）大儒王应麟所作，民国末期略有增补，距今约700多年。然据今浙江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如安考证，南宋慈溪桂氏《家训》残本中首次提到了蒙学读物《三字经》，《三字经》成书的年限的下限不会迟于该《家训》产生的南宋嘉定年间。由此，他判定《三字经》成书应在南宋绍熙至嘉定年间，距今至少在820年以上。对于张如安教授的观点，我深表赞同。由此看来，这本书从古到今，已经被人们传承阅读了近千年。

《三字经》有很多可取之处，也深受古今之人推崇。但就是这本“明经学史”、以普及儒学思想为目的《三字经》，确确实实又是一本有“偷梁换柱”之嫌的传统蒙学读物。其内容真伪杂糅，精华糟粕并存，借孔子之名之言，偷孔学之梁之柱，支撑孟子、董子、朱子之儒学店堂，搅浑了传统文化之水，蛊惑了古今学人的思想。

以彼代此，偷换概念，此其一也。《三字经》开篇两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偷换了孔子的人性论观点，遮蔽了近千年来若干代学童关于“人性”问题的视野。

关于“人性”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西方有英国学者莱斯利.史蒂文森收集柏拉图、马克思、弗洛伊德、萨特、斯纳金、洛伦茨以及基督教义等关于论述人性问题的《人性七论》，中国最早论及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之“人性”，一为有别于犬牛猪狗的人之“相近”之性，二是人类本身存在智愚壮羸万有不同的“相近”之性，此二者指的是人的自然性，既不可能“相同”，也没有“善恶”之分。“习”则是指人的社会性，人受到社会的影响，会产生很大的区别。孔子的这两句话的意思倒是被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得透彻明白了。董氏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实性》篇中说：“性者，天之质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关于“人性”的问题就争论得不亦乐乎了。最著名的是同为孔门弟子的孟轲与荀况之争，而且，这一争就是二千多年！孟子在《告子》篇中以水作为参照物，格出了这样的道理：“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中与生俱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仁义礼智“四心”。但师从孟子的告子却不赞同他老师的观点，他也用水打了比方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方流，决诸西方则西方流。人性无分善与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使得孟子非常气恼。孟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究竟有什么影响呢？事实证明，导致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怀柔”、“守旧”、和缺乏“进取之心”。荀子与孟子的观点大相径庭，荀子在《性恶》这篇文章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为什么呢？荀子的理由是人性中有“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三个与生俱来的特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性只有“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人性才能有“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的良好愿景。于是，他强调在社会管理方面，不仅要教之以礼义，更偏向于实行严厉的刑罚。这种法家思想在他弟子李斯、韩非那儿得到了践行，至于效果如何，历史已经做出了回应——残暴的秦朝快速灭亡。

不用说，相近之“性”应该是孔子所说的人的自然之性，相远之“习”是人的社会之性。 “性” 与“习”有联系，更有区别，合符当今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孟子、荀子的人性论却带有浓郁的唯心论、先验论、缩命论的色彩。如此看来，《三字经》中，“人之初”之性实为人的“相近”之自然性，无善恶之分。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与“性相近，习相远”两句话是完全对立，自相矛盾的。然而令人叹息的是，作为启蒙教材的《三字经》，这一错竟然近千年还无人指出！

指鹿为马，混淆视听，此其二也。《三字经》第二十七句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三纲”为何物？“三纲”是董仲舒的“专利”，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部书中，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一条封建时代的纲领和准则，祸害了中国几千年！而“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指的是人伦关系，是人性化的东西，与纲常没有关系。

最先提出人伦关系的是孔子，他在《周易大传.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孟子根据孔子提出的观点，总结归纳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人世间最基本人伦关系，体现的是相互相成社会家庭秩序，一定程度上与尊卑、贵贱没有关系。可是到了董仲舒那里，却完全变味了：他把阴阳家那种“阳尊阴卑”的思想搀和到人伦关系中，以“君、父、夫”为“阳”，以“臣、子、妇”为“阴”，而且把这种关系人为地对立起来，“阳”处于绝对主宰“阴”的尊贵的地位，“阴”处于绝对服从“阳”的卑贱地位，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政治秩序神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可说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东西。

而《三字经》中却硬要把“三纲”说成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人伦关系，岂不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吗？！

《三字经》这种“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让那种专为统治者服务的“儒学”深入人心，继而为有“治道”无“政道”统治找到合理的理由。由是观之，今人学习传统文化切不可盲从，应该在把握传统文化的脉络、学理的同时，学会思考和辨识，去伪存真，摒弃糟粕，发掘精华。要知道对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来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