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8章 (1)维经斯基来到中国


 

                        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八章  张太雷出席国际“三大”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1)

                     维经斯基来到中国

                                                        维 经 斯 基

    1920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4月,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来到中国。杨明斋是成员之一。

    接着,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日本、法国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小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19204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4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进入孙中山的书房后,他看到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觉得孙中山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的人,实际上孙中山已经五十四岁了。孙中山的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维经斯基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孙中山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只见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没有客套,马上让维经斯基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和俄国革命情况。不一会,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对维经斯基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

    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孙中山很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刚刚从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广州和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很难与俄国建立联系。俄国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由杨明斋作翻译。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于是,他离开广州,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维经斯基来到了北大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

    维经斯基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也不分黄种人或白种人,体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精神。因此使中国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也就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他对李大钊说:

    “我这次是路经北京,准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我来中国的情况。我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地所建立起来的小组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大钊表示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他准备和陈独秀先生商量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事。

    维经斯基坐上火车,沿着西北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因为共产国际设立的远东书记处设在那里那是19211月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大七岁的西北利亚人,名叫舒米亚茨基他是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也同时是俄共驻西北利亚的全权代表,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部工作。

          第一个去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代表张太雷

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共代表是张太雷。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张太雷,其含意是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

1921年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趋成熟。为此,张太雷、杨明斋二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专程赴苏俄的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情况。

    当年5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着眼镜、梳着分头的二十三岁的中国小伙子张太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辞。他说:“我很荣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接着他就说:“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张太雷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 太 雷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代表。尽管那时中共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共代表,而且“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祝辞。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上小学时,校长给他取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的谐音。他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在中学时,他就特别喜欢英语。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北京。不过,因北大学制长,家贫难以维持,读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时,张太雷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大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又由罗章龙介绍认识了鲍立维教授。19204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时,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1920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同时又参与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一事。不久,他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同年622日,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二人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二人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

关于杨明斋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从苏联回国,主要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19227月,杨明斋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5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党派杨明斋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学员赴莫斯科上中山大学。当杨明斋送走了第一批学员之后,党组织决定让他亲率第二批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有百余人,他们当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他们于192511月底到达莫斯科。杨明斋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总务部门工作,负责全校500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并兼作生活方面的翻译。直到1927年夏,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才回到祖国。

党中央指派杨明斋到平津地区从事秘密活动,此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隐居平津一带。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和共产国际将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的身上。192911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此后,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展开反托派的斗争,一批批共产党人都被开除出党。

杨明斋在遭到中共中央斥责后,愤而不平,在没有共产国际许可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西伯利亚,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替陈独秀鸣冤。

当杨明斋到伯力后,就被扣留了。杨明斋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长信,为陈独秀说情,这封说情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了共产国际。事实上,开除陈独秀党籍正是共产国际的主意。

关于杨明斋的死,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直到1988年才弄清楚: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阿木斯克,当勤杂工。1934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同、校对员。19382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逮捕,同年526日惨遭杀害。时年56岁。直到改革开放后,杨明斋才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瞿秋白

    1920年的1216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深夜。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金丝边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是张太雷的同乡、同学,比张太雷小一岁。他便是后来名震中国的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因头上有两个发旋,其母给他取名为阿双,上学时取名瞿霜。因“霜”乃秋天之物,且霜洁白可比喻为高洁,又晋朝陆机《文赋》中有“不懔懔以怀霜,老眇眇而临云”之句,于是,他便改名为“秋白”。

    瞿秋白当时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只是刘绍周还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共组织,以致没有加入中共,也就没有出席不久将要召开的中共“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张太雷忽接李大钊的通知,马上赶到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并知道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便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在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指示张太雷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杨和德又译成杨厚德或杨好德,他的本名就是杨明斋。

    1921329日,另一名中共党员俞秀松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622日至71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少共国际“二大”于同年79日至7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既是少共国际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一批学生正好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到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那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他在再次遇到张太雷后,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共,张太雷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多达五千多人。

    记者瞿秋白来到会场,他看到大剧院里五千多个座位都占得满满的,举目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句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他说德语法语都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的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瞿秋白和列宁在走廊上相遇,略谈了几句,列宁指给瞿秋白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走了。

    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马林来到中国

    马林,荷兰人,1883年出生,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1920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的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经多方营救获释之后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他坐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华。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马  林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中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奥地利大使都密切关注著名“赤色分子”马林的动向。

    马林还行进在途中的时候,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就已得到他要来华的消息,并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有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3日,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马林住进了大东旅社32号房间。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着马林的一举一动。就连在印尼三宝垅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马林刚到上海,就和先期抵达上海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

    弗兰姆堡又被译为福罗姆别尔,于19201月奉派来华。他本来在俄共(布)西北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他来华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斯基派出的。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科尔斯基,生于1889年。1921年加入俄共()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尼科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时,年龄三十二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过两年兵的大学生,不大会讲英语,所以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没有给人留太多的印象。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要是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科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跟马林长谈。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由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论党员人数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致于法国,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信和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命名经过

    过去多数人都认为:1920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其实刚成立时叫“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

    19208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9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

    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中共“一大”代表陆续来上海

    中共“一大”原来预定620日召开,因代表们大多是教师、学生,暑期才能到会,加上交通不便,也延误了一些时间,直到723日,大多数代表才齐聚上海。

    北京。接到上海李达写来的信,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他们推选两人去参加。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和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有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个人去。

    本来大家都盼望李大钊能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

    长沙。派出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中共“一大”。

    毛泽东与张国焘第二次相遇了。作为建党初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北李”的联络员。19203月,陈独秀与张国焘谈到建党工作时,特别提到了已在湖南声名卓著的毛泽东他说:“湖南的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话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张国焘一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

    广州。陈独秀召集支部人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独秀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们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我回上海,并要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接着又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是校长,走了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经陈独秀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日本。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施存统和周佛海。他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表会的代表,最后由周佛海出席,因他已多年未回国了。

    中共代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头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张国焘,大约是在六月下旬来到上海。

    张国焘路过济南时,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李达在张国焘的眼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张国焘认为,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是个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肯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同的见解,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张国焘先期到达,他说:“很多事情通信中说不清楚,你现在先到了,我们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马林声称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二李”向他作工作报告。李达说:“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说:“那么,把你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说一说,共产国际将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李达认为马林的话过于唐突,因此他直率地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将来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去自由支配。”

    李汉俊和李达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二人有几次都差点和马林吵了起来。

    在张国焘的印象里,马林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象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一样。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他为人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也很亲密。他成了双方的调停人。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所以,中共“一大”开会时由张国焘主持。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来到上海。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6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

    国内姗姗来迟的是广州代表。众人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次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包惠僧从广州坐海船,于720日直达上海。陈公博没有与包惠僧同行,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14日启程,从广州经香港,721日来到上海。

    周佛海从日本登上海轮,于大会开幕前到达上海。

    中共“一大”代表和出席者,以年龄为序排列如下:

    姓  名      出生年份逝世年份     当时年龄      籍    贯

    何叔衡        1876.5.27-1935.4.23    45        湖南省宁乡县

    马  林        1883-1942.4.14         38        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        1886-1975.4.2          35        湖北省黄安县

  尼柯尔斯基    1889-1943              32        俄国

    李汉俊        1890-1927.12.17        31        湖北省潜江县

    陈公博        1890.9.30-1946.6.3     31        广东省南海县

    李  达        1890-1966.8.24         31        湖南省零陵县

    毛泽东        1893.12.26-1976.9.9    28        湖南省湘潭县

    包惠僧        1894-1979.7.2          27        湖北省黄岗县

    周佛海        1897-1948.2.28         24        湖南省沅陵县

    张国焘        1897-1979.12.3         24        江西省萍乡县

    王尽美        1898-1925.8.19         23        山东省诸城县

    邓恩铭        1901.1.5-1931.4.5      20        贵州省荔波县

    刘仁静        1902-1987.8.5          19        湖北省应城县

    陈潭秋        1896-1943.9.27         25        

    代表之中,年纪最大者四十五岁,最小者只有十九岁,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八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

    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五位,湖南籍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十三位中共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过的毛泽东,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还有“南陈北李”都是北大教授。十三位代表中有四人是留学过日本的。

    因种种原因应当出席而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有:

    陈独秀当然代表;(1879-1942.5.13)

    李大钊当然代表;(1889-1927.4.28)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882-1938.5)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898-1927.12.12)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1891-1977.10.29)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未联系而没有回国。

    十三位中共代表有九人,住进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的楼上。楼下女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

    这九位临时寓客便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张国焘有时也住在博文女校,但他在上海另有住处。李达、李汉俊住在自己家中。陈公博带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她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她担任校长后,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就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女校董事长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因此,当王会悟对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黄绍兰便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丈夫也在北大工作。                                   一大代表住所,上海白尔路389号

    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达上海,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