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清华四哲——老清华的灵魂人物

如上所说，我所说的“哲人”，和我所认为的“大师”，其实就是一回事。“清华四哲”就是“响当当” 的大师。最近我在清华学生会的《时代》人文讲座中，也曾提到所谓“清华灵魂人物”的命题。我所说的清华四哲，也就是老清华的灵魂人物，他们是：

梅贻琦——老清华的功勋校长之一，他还被人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陈寅恪——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还被人称为“教授之教授”、“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大智大勇者”；

叶企孙——清华最有功勋的理学院长，他还被称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奠基人 ”；

潘光旦——清华功勋教务长，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是我国学术领域的开山人，如“中和位育”、“优生学”、“性心理学”等等。

Ⅲ、画龙点睛说四哲

一、“四哲”之通性

     

 在说到“正题”之前，先说个属于哲学或教育学上的问题——人性、人格、全人格（或完整人格）。

 通才教育论者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以他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三性”——共性（或通性）、个性和性别）为经，以其“心理”方面的若干因素（如知、情、志或智、仁、勇……等等）穿插编织起来的结合体。衡量人格的标准首先是“健全不健全”、“完整不完整”，而不是所谓“高尚不高尚”，或“善良不善良”。

一、他们为学和为人都奉行 “中和位育”这样的人生哲学和教育理念。

儒家经典《中庸》里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解释说：          “位育，是一切有机（有生命）或超有机物体的最大企求”。这里的“位”，指的是秩序；“育”，指的是发展。我们通常说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大自然对位育的企求。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具体到人类教育的范畴里，则：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人类的“中和位育”，就是“文明人类的‘己’和众己所构成的‘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并彼此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大学一解》）

二、他们的造诣和声望都是“学比渊澄，道同岳峙”；翕然称之，盖无异词。

1962年梅校长在台岛去世的时候，其治丧会的《祭文》写道：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归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三、他们的德风都是大、公、专、爱。

1649年，清华师生在祝贺梅校长60诞辰的时候，傅任敢先生曾经用这四个字来描述梅校长的德风，实际上这也是“四哲”所共有的德风；

 四、他们全都拥有大师级人物所具有的所有品格（首先是完整的人格）；

五、他们都完整地体现了清华的传统精神，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和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精神；他们既是清华精神的创造者，又是它们的承载和体现者”；

六、作为现代人，他们都是“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学术造乎西洋文化之峰巅；

七、最后，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他们也是人中之范。他们都恪守“孝弟”、“诚信”、“仁者爱人”……的品格，即儒家所提倡的孝弟思想：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弟子入则孝，出则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父子亲，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

 总之，他们是清华传统精神的标志性的人物。清华历史若是少了别的什么人，无关大体；但如少了他们，哪怕是其中之一，将是另外的写法。

      ……

分说四哲

一、梅贻琦

 

   
       伍斯特留学时期的梅贻琦 (毕业照)                     毕业后与同学同游欧洲留影  

 

         留学期间一封家书释文：一、致二弟：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念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委我也、兄居此间一切如恒，无庸赘序、今就弟之所嘱所问答复如下：……中学范莲清先生未将蓝皮书送来，约被遗失。但此书系借自高等学堂汤讁卿先生者，名Ottomans’ German Grammar,倘不能寻着，可于保定取回书中找出兄所读者（与此相同）及曾文正公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Junior Course of Composition by Nesfielld(一本，借自陆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转交三人。吾弟宜写一信，述说明白。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轻情重，全其大者而弃其小者可也。……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监督名容揆，广东驻防旗人，久居美，纳美女为妻，今充中国使馆头等参赞兼留美监督，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同室朱君维杰，亦尚相得。惟伊有文人傲兀气，不甚可亲。弟嘱吾爱众亲仁，吾亦众人视之可耳。……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原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借以温习。总之，家人念我之时，即知我念家人。此怀此心，有非文字所能尽罄耳，临颖神驰不尽缕缕。此信且不列号，俟至明正计起可也。大哥信可参观此信，阅毕亦可寄与大哥一观。诸妹弟同此不另。

   二、致父母：男贻琦跪禀，十二月十六日。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敬禀者：今午接到元号家信，知福体康健。家中亦均平安，欣慰之至。男近在学堂一切皆极安帖，手足亦未冻。……（下略）

 

一、大家庭的支柱。

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梅先生……出国前，家里给他订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  ……我十三岁上幼稚师范，十六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八年半。（韩咏华：——《我与梅贻琦》）

      ……

二、父子，夫妇，兄弟——大家庭的枢纽。

五弟贻宝回忆说：“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满清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了。庚子年……合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姊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都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由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之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作的新袍子。……

“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

三、关于“大师论”

梅贻琦关于“大师论”的教育思想，非止于“……有大师之谓也”一处，其他还有：

（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二）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人，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三）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教为资犹要。是以吾人之图本校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

……等等

四、论自由精神

艮言思不出其位，是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e)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实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

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按从而承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是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适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五、时蹙节乃现——梅贻琦的选择选择

１９４９年８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梅贻琦和他的同仁们都以“漫卷诗书喜如狂”的心情迎接了这一伟大时刻。但正如冯友兰先生后来所说：“当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在座的人都感到了惊喜，可是没有应该有的那种狂欢之情。……大家相对无言，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觉得内战就要爆发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