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一、之缘

 

2011年6月25-26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天津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暨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四周年成果展示会”，展示会的整体设计，具有国家级水平。因为参会人数较多，有多个会场、多个展示厅和项目，两天时间内，一个人不可能参观、学习到所有项目内容，只能选取其中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熟悉、感兴趣的几个项目参观学习。其中，有一个项目被安排在26号下午闭幕式之前的同一场地（N209-211），即高职教育示范院校论坛。会议把这个论坛起了一个很学术、很文化的名子——“天津·问道”。本人作为高职教育研究工作者，对“天津·问道”具有浓厚的兴趣，故而早早地来到会场，期待中国高职教育最先进、最高端的论坛开幕。

 

“天津·问道”的会场主持人是高职教育界大名鼎鼎的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研究员。马树超先生的现场主持，很有特色，时间控制与会场互动都做得比较好，学术氛围比较浓。六位发言人，都有各自的特色，尤其是北京市教委代表的发言，在职教理论有深入探索的基础上，做出了顶层设计，把北京市的职教系统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无锡新区管委会代表的发言，让高职人需要重新认识地方政府这个“没管好的坏孩子”；香港达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发言，让高职人看到了现代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渴望；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发言人，让与会者看到了“引台入校”与“引台入教”的新模式等等。但在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发言后，台下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天津·问道”没有解释高职教育工作者的疑惑、“道”出精彩。

 

二、之道

 

当时会场听众提出的问题是：“新中国建国初30年，高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本来就是企业或行业办学，改革开放后，把学校归并到教育口，现在又要我们校企合作，让人感到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是这样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高职人的困惑所在。可是，南宁职业技学院代表的答，基本上是非所问，而主持人的马树超先生反问：“这是个问题吗？”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是亲身经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有一点经济常识，就很好回答。建国初的30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党和政府把职业人才培养的任务直接交给企业或行业组织来办，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可行的。但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教育机构是社会公益性非盈利组织，把职业教育归并到教育口，是政府履行自己的社会公益性职责与义务，理论上是成立的，实践上减轻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当初，企业或行业办学，是公益性与商业性投资主体的错位；今天我们提倡的“校企合作”是“合作育人”，不是“合伙办学”。前者是办学，是教育投资与教学投入问题，后者是育人，是教育特色与教学适用问题。整体来看，是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入、进步与精准、到位，而不是原路回归与历史往复。

 

当然，这是事后通过认真思考的回答，当场不可能表达得十分全面、准确。但作者当时就感到回答者的应变能力与知识准备不足。起码是没有从经济体制角度来解释，就犯了方向性错误。

 

三、之问

 

当最后一个发言人讲完后，离闭幕式还有一段时间，主持人再三发动听众提问题，并用“1、2、3”来催促听众，当时的气氛激发本人产生了提问的冲动。于是，第三个举手提问，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话筒。首先讲了两句废话：“本人是黄冈职院的老师，主持人的大名早有所闻，看过你的多篇文章，今天亲眼看到你本人，万分荣幸。”

 

我有两个问题是向主持人您提的，一是为什么高职院校要搞校企合作，而清华、北大却没有那么强调？二是为什么高职院校要请企业的能工巧匠来学校教我们的学生，教育部是不是不相信我们能教好我们的学生？”话音落地，全场掌声雷动，本人对掌声的理解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他们想问的。

 

在这种氛围下，我们的主持人大声说：“这两个问题是问题吗？”他重复了两次后，现场鸦雀无声。再问：刚才鼓掌鼓得最有力的几位，你们说这是问题吗？现场还是没有反应。听众在等待主持人回答的“无声”显而易见。无耐，主持人马树超先生，急中生智，找到了会议材料，把其中关于社会技术进步超过我们的想象文章拿来读了几句关键语，证明我们15年前（原话语如此）大学毕业的教师们不能适应，只有让企业的能人教给我们的学生最先进的技术。当时，本人只好抱拳做作揖状，以示不必认真回答，时间不够，到此为止。说实话，天津问道，我是问了，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本人在高职教学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理论源问题，早有教师向本人提出过。本人早有答案，并形成了文字发表了，但只是一家之言，没有得到高层认可。

 

四、自答

 

高职院校为什么要校企合作？为什么要请企业的能工巧匠来校任教？关于这两个问题，其理论根据集中在《高职“技术文化”教育探源》一文，发表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其核心理论是：

 

人的全部生命现象，统称为行为。从行为学范畴上讲，人的行为，可分为本能行为与文化行为。 受生命体中遗传物质控制所产生的生命体行为，称为本能行为；生命体在后天的生命活动中受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行为，称为文化行为。文化，只产生于生命体后天的生命活动，不能通过遗传产生于先天。人类只有不停息地创造和积累自己的文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文化体系，才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和谐美好^[1](P41) 。

 

人类文化分为三种文化范畴：一是知识文化范畴，二是技术文化范畴，三是观念文化范畴。知识文化使人知道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都有什么样的客观事物及这些客观事物都有什么样的客观特性。观念文化使人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文化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2](P41)。

 

知识文化，产生于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现象的客观实在的认识，其文化功能和文化形态表现为对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的认知和记忆及认知和记忆的具体成果。技术文化，产生于人们如何利用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以提高自己的主观行为效率的认识，其文化功能表现为提高人们的主观行为效率，其文化形态表现为人们的主观行为方式的经验积累和创新。观念文化，产生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如何进行社会生活的认识，其文化功能表现为对人们的主观行为的原则指导，其文化形态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主观愿望。观念文化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对于获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行为是人的思维。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技术文化的范畴^{[3](P42—49)}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的行为起源于脑神经的交合作用，总合形成精神状态，亦即所谓意识。由意识表现之于动作时，便形成了行为，而意识本身则成为人的一种内在行为）。

 

显然，我国原有的普通高等教育大体相当于“知识文化”范畴；职业技术教育大体相当于“技术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普通高等教育是以知识、学科为主体的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是以技术、行为为主体的教育体系。

 

因此，就有两个结论。一是从文化的分类源头看，我们就能把高职与普本是“类的不同，而非层的区别”逻辑地确定下来。这一理论结论，从教育部把高职高专处从高教司，调整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职能调整中，得到应证。二是人类的技术文化的传承，在工业社会之前，都是通过小手工业者和小作坊的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教育，甚至出现某一项独有的工艺和技能，如果没有徒弟传承下去，就失传了。而且，技术、行为教育本身还没有发展到全面文字化、信息化，也不可能全部文字化、信息化，必须通过学习者的亲身体验，才能学习到其中的技能之奥妙所在。如汽车驾驶技术，不可能在教室里靠讲解、图示、讨论就能学会驾驶一样，只有通过亲身体验驾驶才能学会。

 

高职教育是“技术文化教育”类型的高等教育，它的教学过程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做一体化，才能培养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级技能型合格人才。

 

高职教育不可能把社会所有工艺、技术工厂都搬到学校来，让学生学习和体验，从投资角度看不可能、也不经济，从教育技术、方法角度看也没有必要，只能是把学生送到企业去学习和体验。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

 

高职院校的教学，只可能对大批量的、基础性必备技能的培养、训练，通过学校投资购买必要设备、设施，创设生产、劳动环境（教学引入模拟技术是最省钱的一种初试性现代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劳动技能，其培养的效果，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而其他投资过大、独有的劳动技能和职业道德、企业文化等，只有通过“校企合作育人”的形式，把学生送到生产、劳动一线去学习、体验、体会。高职教育如果不实行校企合作，试图培养出合格人才，无异于缘木求鱼。

 

同时，技术文化教育中，许多隐性知识，是我们从“知识文化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教师们，无法掌握的，即使是基础性必备技能的培养、训练，也需要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胜任。所以，高职院校的教师，要求有实践经验，即“双师型”教师。在“双师教师”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来校任教，组成“双师教师结构”的教师队伍，才有可能培养出相对合格的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级技能型人才。这不是教育部信不信任高职院校的教师，而是高职院校的教师具不具备实践技能、实践经验的问题。

 

最后这一点，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以上的自问自答，是本人参加这次天津高职示范院校建设四周年成果展中，因为提问而自找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