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
董必武成立武汉党组(1)
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
1915年，国内人民展开了反袁世凯的斗争，反对他向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行为。毛泽东组织了学生的反袁斗争，并在自己读过的《明耻篇》的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五月七日是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一天。
1915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有二十八划）。启事共约二三百字，其主要内容是：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并特别提出要坚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启事的最后一句话是采用《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征友启事是由毛泽东自己刻蜡板油印的，发给长沙各主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毛泽东后来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在长沙联合中学（现长沙市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李立三回了信，但他们没有及时深交。
省立女师的校方接到这封信，起先还有误会，以为是找女朋友谈恋爱的。后来经过启事上的通信处（一师附小陈昌转）到一师打听，才知道是一位叫毛泽东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征求爱国志士交朋友。
罗章龙看到这张启事后，便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交朋友。随即得到毛泽东的复信，上面写着：“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次星期天到定王台图书馆会面。
罗章龙于1912年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毕业。
约定的星期天到了，罗章龙来到了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他看到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趋前为礼，互通姓名，才知道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
他们见面时没有一句应酬话，毛泽东开始就问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他们就坐在一条长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分手。以后来往密切了，就常交换读书笔记。
罗章龙比毛泽东小3岁，两个人自从定王台晤谈表示“愿结管鲍之谊”以后，每逢周末假日，常相约到长沙各处的名胜古迹游览交谈。1917年，两人共同发起组建新民学会。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许多在别的城镇里的学生们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大的通讯关系。慢慢地他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毛泽东和几个朋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1917年进行筹备工作时，有五人参加，1918年4月组织成立后到五四运动时，发展到七八十人。
1918年4月14日，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蔡和森的家里，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这天到会的共有十三个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人。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大意是要有远大的志向，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章程中还有几项属于生活方面的戒条：如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大家推选毛泽东为评议会总干事，他谦辞了，但最后仍选他为副总干事。五个干事中有蔡和森、陈昌等。这天还交了第一次会费。毛泽东最后说，要继续发展会员，要人多力量才大。
“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命的意义。
会员资格要求是相当严的，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参加。会员大多是第一师范最优秀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郭亮、夏曦等都是一师学生；此外是长沙小学校的进步教员；也还有周南女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向警予、蔡畅等。
学会大约每周或半月开一次会，研究学术上或当时国事的问题，报告学习和工作的计划，也相互批评提意见。会议多半由毛泽东主持，最后也由他作讨论的结论。当时大家都不满一切旧的东西，每个人都充满了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的精神，以及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决心。
对于在外地的会员，规定了每月通信的办法，毛泽东主编了三期会员通信集，印发给全体会员讨论。
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正式建立共产党后，新民学会即逐渐停止活动了。会员中的革命派大都成为中共最早和最重要的骨干。有少数会员从倾向于国家主义等思想，最后变成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青年的凶手；有的则投靠国民党政府升官发财去了。
罗章龙于1918年夏与毛泽东同赴北京。不久，罗章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通过杨怀中和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在中共的早期革命斗争中，罗章龙担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先后参与了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又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罗章龙等人酝酿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当时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开除出党。1934年起，罗章龙退出政治斗争，转入高等学校任教。
1949年8月22日，在湖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给当年的同学和挚友毛泽东写去一封信，陈述自己离党以后的经历和心境。在信中，罗章龙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今后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与建设新世界继续奋斗，自当竭其鲁钝，尽瘁不辞”的“平生愿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82岁的罗章龙奉调到北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5月，罗章龙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信，申述自己在1952年以前一直是一级教授，1952年以后被降为四级教授，月薪196元。邓颖超把信转给胡耀邦，胡耀邦批示：“工资太低，要调到教授的最高一级，或地方干部的五六级。”
1991年7月，国务院给95岁的罗章龙颁发了特殊津贴证书，表彰他为科学研究做出的特殊贡献。
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早期历史的“活字典”，罗章龙向组织证明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共产党人；他使曾经受到误解的二七大罢工的英烈张隐韬得以昭雪……
有一次，年过八旬的罗章龙到医院看望李维汉，他们是湖南老乡、北大同学。在回顾历史问题时，罗章龙说，自己当年反对王明，主观上不是要另立中央，对他的处分是不公正的。李维汉说，你们当时反对王明一伙是对的，当时开除你们党籍的是王明……
1995年2月3日，99岁的罗章龙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的骨灰安葬在万安公墓，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死后陪伴李大钊同志。
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曾
公元2002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李石曾，赴法留学创业整整100周年。
李石曾，名熠瀛，号扩武，河北高阳县人，出生于1881年(殁于1973年)。父亲李鸿藻，任过清朝帝师，工部、兵部、户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李石曾三岁时曾随父亲入宫觐见慈禧太后，跪拜进退，礼仪得体，慈禧大悦，抚摸他的头顶说：“此子将来定成大器。”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的大火烧醒了中国。少年李石曾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使国家“一无宁日”，百姓陷于疾苦，感到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
1902年，李石曾动了出国留学之念，便以世交晚辈的身份去贤良寺晋谒当政的李鸿章征询意见，得到李的赞许和鼓励。李石曾本打算去英国，因为当时清朝禁止人民出国，他便被安排在正要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瑜的名下，以随员身份到达了法国。李石曾于是成为了华人留法学生和华侨在法创业的第一人。
李石曾到达法国，有感于国家的现状，欲先学习军事。因身高体重的原因而改学农科，之后又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
按李石曾的家庭背景，他完全可以做官，但他负志做事不做官。
1905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开一时风气之先，且终生恪守不移。他不仅放弃为官坦途而不惜，相反结交当时的进步分子，如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
1907年，李石曾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称李为友，不以会员待之”。李石曾学农，对大豆深有研究，用法文编著的《大豆》一书，轰动一时，引起了西人对豆制品的兴趣。他把国人生活中的宝贵食品豆腐介绍到西方，并邀同窗乡友齐笠山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为使当地人领略“无味道的豆腐”的真味，他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破天荒地创设了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在欧洲恐怕也是首创）。
1910年左右，欧洲各国由于工业的发展，一些国家纷纷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掠夺人力资源。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外侵内斗的动荡时期。山东、河北、江浙、闽粤等沿海或内陆地区的人们为了活命，漂洋过海来到欧洲。
由于没有任何协议，到来的人们只能去卖苦力，备受欺凌。李石曾一面安排乡亲做工，一面又通过私人关系使中国政府与欧洲各国会签有关协议，为民众争取到了一些最基本的权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于一片混乱中。
1915年，李石曾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欲吸引中国有志无力的志士青年来法留学。“勤以做工，俭以求学”，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即此拉开了序幕，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和百年留法史的新篇章。
李石曾发起在法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后，他与法国的热心教育者班乐卫、穆岱等人以及中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吴稚晖等分别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社，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做好准备。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皆造就了无数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的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科学家有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李健吾、常书鸿、潘玉良、林凤眠等......
李石曾大半生奔波于欧中之间，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创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四元老之一。
李石曾于1956年定居台湾，1973年过世，终年92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吴 稚 晖
北京传来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和朋友们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拾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他们有时到山上的爱晚亭、云麓宫、禹王碑等处玩玩；有时到潆湾市、水陆洲等地走走；有时看看晚霞，有时望望明月。然而大家的心情是并不悠闲的。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安静的。云麓宫内“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正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毛泽东和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开了几天会，商议大家今后的出路。这时杨昌济先生已到北大任教，他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有人发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消息和北京许多新的情况。毛泽东见湖南局势黑暗，就极力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一部分人先离开湖南，到北京等地和外面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从而充实自己并努力争取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的起初情况。大家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和蔡和森就在湖南进步青年中倡导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帝国主义曾在中国招募了十几万人去做战争勤务（即招募“华工”）。此事由当时段祺瑞政府财政部长梁士诒的“惠民公司”经手，梁因此发了大财。这时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持这件事。他们回国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的方法求学。
袁世凯统治垮台后，南北议和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吴玉章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年2月到达北京。
由于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吴玉章等人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挣回了一些权利。吴玉章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华工条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吴玉章，来人说：“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吴玉章说：“还没有批准。”接着，吴玉章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得多。来人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样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来也不算什么！”
吴玉章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
那人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
事后，吴玉章才知道，这个人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
蔡和森敦促毛泽东来北京
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反复商量，他提议由蔡和森先到北京，了解各方情况和取得联络后，再决定大家的去向。
蔡和森于1918年6月下旬离长沙去北京。他到北京后，给毛泽东接连写了几封信，告以各方面接洽情况。这时，赴法勤工俭学尚在创议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着落。蔡和森主张“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造成一种形势，将众多的青年推动起来，热烈响应这个运动，逼迫倡导者不能不负促成之责。
但此事需要有人在国内主持，蔡和森认为只有大家敬佩而信服的毛泽东最为适宜，因之极力敦促毛泽东来北京。他在信中并转告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在外做事。
关于就读北京大学，毛泽东回信说，目前最紧迫的是必须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或留北京，以研究当前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
由于渴望到北京接触新的思潮和革命人物，毛泽东终于往北京一行。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青年动身去北京。一路上买车票、管行李、住旅馆以及卫生等事，都有分工。那年黄河涨水，冲断了铁路，火车被阻在河南，大家都没了主意。毛泽东便找本地人详细打听，知道黄河水来得快，去得快，水退了就可以走。他就利用等车时间，同大家到附近农村考察农民生活的情况。
到北京后，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位于北京东城钟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杨家是一座三进院的民宅，杨昌济先生住在二进院的北房，女儿杨开慧住在东房，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就住在前院靠院门的南房里。
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后不久，这时湖南青年先后已到四五十人，哪一个省份也没有来得这么多。
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湖南青年勤工俭学计划，联系各处，交有关方面协调，为同学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随后，他又把这些人分别安置在设立于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的留法预备班里。
杨昌济先生要毛泽东去上北京大学，但毛泽东为了留法勤工俭学，谢绝了。为了办理留法筹款，经杨昌济的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每月有十元钱。
这时，毛泽东身边的蔡和森、李维汉准备赴法留学，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做出了留学法国的决定，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南的重庆，邓希贤(邓小平)、陈毅等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不久，毛泽东同几个湖南青年一起租住了一间小房，七个人挤在一个炕上，睡觉翻身都要打招呼。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井眼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警告睡在两旁的人。”
毛泽东突然声明他不去留法了
毛泽东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上海时，大家认定他也到法国去。但是临上船前，毛泽东突然声明他不去留法了，他把路费让给了没钱的同学。
这使大家非常惊奇。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如今万事俱备，就要起程，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大家这样问他。
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再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他接着又说：“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又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到1919年初，从北京到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他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告一段落。
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法国留学？有人分析说：
第一，经济窘迫的因素。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虽是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为目标，但并不是包揽全部留学费用，还需要出国学生自付一些费用等。那时的毛泽东，不仅身无分文，而且举债在身，更无法向熟人张口借钱。
第二，需要语言与技能的学习。赴法学生要学习法语和一些基本技工技能。虽然留法勤工俭学需要的语言水平不高，但学习要占不短的时间。毛泽东那时正热衷于新闻与哲学的研究，心思并不在法语与技能学习方面。
毛泽东没有去法国留学，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和杨开慧谈恋爱，杨开慧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第三，推崇自学的主张。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他认为自学更为重要。他认为，图书馆里的知识，不必花钱就可以学个够。
第四，受海归派观念的影响。毛泽东自幼饱读诗书，浸润于中国传统访华，但他并不墨守成规。对当时的留学潮，毛泽东也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毛泽东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毛泽东与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合影 1920年5月
第五，心系故国的苦难与普世情怀。毛泽东并不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致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灵丹妙药。毛泽东把中国看作是一部大书，他要一页一页地去亲身体验，认真解读。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总之，毛泽东在年青时，未能出国到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一下眼界，后来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由于他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带有某些封建主义的痕迹。所以后来有人说：“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只有留学过法国的“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
1919-1920年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约有一千六百多人，以湖南、四川人数最多。
长沙周南女校的蔡畅、向警予等人成立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发动各校女学生参加这个运动。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五十多岁的蔡母（蔡和森、蔡畅的母亲），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前身为工学互助社）。从湖南去的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蔡畅、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人，都是青年团的积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同华法教育会及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反抗法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同时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求学和经济权利，向把持里昂中法大学的吴稚辉和华法教育会中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1921年秋，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
李富春和蔡畅留学法国
蔡畅是蔡家的小女儿，1900年5月14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好逸恶劳的父亲为了得到500块银元的聘礼，竟要把不满15岁的小女儿卖给一个地主做小老婆。母亲葛健豪坚决反对，愤而带着女儿离开家乡逃到长沙。后来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三哥蔡和森帮助妹妹考入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第二年夏天，，蔡畅从女校毕业，应聘在该校的附小当体育教员。 蔡畅(左)与回民战士
1919年12月25日，蔡畅和母亲随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等一行多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赴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寻求真理的革命征途。
李富春也是湖南人，祖籍长沙东郊杨梓冲，生于1900年5月22日。他在北京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后，于1919年10月31日，先期来到法国勤工俭学。
在与蔡和森的接触中，李富春认识了蔡畅。因为蔡畅的生日比李富春大八天，李富春称蔡畅为姐姐。这一称呼竟一直随着李富春的一生。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李富春和蔡畅相爱了。蔡畅的母亲很喜欢李富春，认为他为人忠厚、踏实肯干，很高兴他能与自己的女儿在一起，成为终身伴侣。
1923年春的一个傍晚，正在热恋中的李富春和蔡畅漫步在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畔，不知不觉来到一家半地下的小酒吧。在充满罗曼蒂克的法国巴黎，他们没有中国传统的结婚花轿，也没有身披婚纱手挽着手走进教堂，而是选择了最简单的结婚仪式。这是一对异国革命者的奇特婚礼，是急风暴雨中的一个平静的海湾。他们要了两杯啤酒，相对而坐，含情脉脉地倾诉心声。他们举起酒杯，为结百年良缘幸福干杯！就在即将碰杯的那一刻，不知怎的，酒杯变成了三只。
“啊！你们就这样悄悄地结婚了？”
原来是邓小平也在这座酒吧里小憩，看到这对革命情侣默默无声地举起酒杯，立刻凑了过来：“来！我来为你们祝贺新婚！”三只酒杯碰到了一起。同志、战友、伴侣！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邓小平成了他们当然的证婚人。
1924年4月25日，在法国巴黎一所医院的手术台上，他们的女儿李特特降生。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蔡畅果断地做了结扎手术。对此，李富春没有任何怨言。
1925年8月，李富春和蔡畅经苏联学习后，先后回到祖国，双双投入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李富春和蔡畅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较长，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久别重逢总要拥抱、亲吻。一次，李富春出访归来，蔡畅去机场迎接，经过简单修饰的蔡畅显得格外美丽端庄。李富春刚走出机舱，陈毅就打趣地说：“大姐，快！行个洋礼节！”蔡畅满面春风迎上去，与李富春热烈拥抱、亲吻。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病逝。
1990年9月11日，蔡畅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里程，带着慈祥的微笑离开了她生活了90年的这个世界。
毛泽东批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作助理员。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中间是长方形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坐在窗下的一张桌前工作。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常常在这间屋里，围着那张会议桌开会。李大钊很看重毛泽东，认为他是湖南青年的领袖。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的条件，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渴望，广泛地吸收各种新的思想学说。
毛泽东还在长沙时，就和在北京大学念书的邓中夏经常通信研究革命问题。邓中夏正主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和工农接近。这时，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毛泽东除了经常到北大旁听他所喜好的课程，和他的朋友们常到杨昌济先生家中听他讲授有唯物倾向的哲学和伦理学之外，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会，每周讲演一次，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当时一位有正义感的记者，1926年4月2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担任讲师，讲办报的经验，还有别的人讲新闻理论。毛泽东多年来就极其喜好阅读报纸，杨昌济原来打算介绍毛泽东参加北京一个报馆的工作，因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热心和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共办了三个月，正式举行了一次结业式。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没有主义是不成空气的。……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又批判了改良主义，主张彻底革命。他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道，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1年1月1日，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列主义者同新民学会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进一步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