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十章 毛泽东与杨开慧 毛泽东韶山脱险 (1)
杨家有女初长成
杨开慧(1901.11.6-1936.11.4)生于1901年11月6日拂晓，是板仓杨家唯一的女儿，父亲杨昌济为女儿取名开慧，字去锦，号霞。
杨开慧一岁多的时候，父亲杨昌济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与求学于东京弘文学院的鲁迅同校。
辛亥革命后，衡粹女校搬到了长沙城，开慧只好转入板仓附近的隐储女校学习。小开慧穿着朴素，举止沉静，不多言语，聪颖好学，她不仅学好了老师教授的功课，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不少诗歌、小说等，还练就了一手隽秀、遒劲的毛笔字。她做事很有毅力，对同学谦虚、诚恳、乐于助人，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她。 杨 开 慧
1913年春，杨昌济结束近十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祖国。决心以教育为已任的他，谢绝了谭延开让他做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应聘到长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全家迁往长沙。
来到长沙后，开慧除了在古稻田长沙师范学校附小上了一段小学之外，大部分时间在家自学。她随父亲学英语，并阅读了许多东、西方文化书籍和古今文艺作品，开始关心周围的变化，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13年，怀着改造社会、改革现实的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来到了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拜杨昌济为师。杨先生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大胆地在学生中传播西学，鼓吹个人主义，在寻求自由的一代青年人心里播种着激进果实的种子，深得学生们的敬仰。
毛泽东那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深刻思想，远大的革命抱负，俭朴谦逊求实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欲栽大木拄长天”的杨怀中先生的赏识。杨怀中先生认为，毛泽东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毛泽东也为有杨怀中这样一位志趣相投、学识渊博的师长而欣慰。这一师一徒很快成了忘年之交。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学不仅课堂听讲，课后或节假日也常到“板仓杨寓”求学聆教，讨论治学做人之道，讨论历史兴衰、救国救民的道理。每逢这样的时候，开慧总是坐在一边静听，成了一位热心的“旁听生”。她很羡慕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的远大志向。特别是毛泽东，这位身材高大的青年所表现的非凡抱负，刻苦好学的精神，坚韧顽强的意志和俭朴谦逊的作风，给开慧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并逐渐开始注意他的举手投足，开始较多地与他接触了。开慧对毛泽东的感情，已由崇拜转成了爱，少女的心扉开始向毛泽东敞开。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老师的这位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的千金也产生了好感。
每当这个声音宏亮且带有浓厚湘潭口音的毛泽东出现时，杨开慧必好奇地探出头，忽闪着一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这位“旁听生”时而抿嘴微笑，时而高耸眉梢，有时还情不自禁参加讨论，抒述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妙龄的杨开慧虽然从内心爱慕至极，但总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而生性倔强的开慧虽然也对雄姿英发的毛泽东从心底里萌发了一种甜丝丝的爱意，但总觉羞于启口。每当毛泽东与他的同学走出她的家门时，她总轻轻地叹口气，站在门口远远地观望着。
有一次，毛泽东佯装出门，又诡谲地绕回来，在开慧背后热烈亲切地唤了声她的乳名：“小霞，我在你的背后哩，你好生看看吧。”
杨开慧吓了一跳，她捶着毛泽东的肩，大声嚷着：“好坏呀，哪个看你罗。”当她抬头看见毛泽东那双炯炯深情的双眼时，两片红云飞上了她的双颊。毛泽东轻轻地，意沉沉地握住了杨开慧的手……
毛泽东也许在家养成了与父亲顶牛的习惯，烈性难改，他不会对女人献殷勤，但杨开慧却是柔肠百结。他把少女杨开慧视为自己臂弯中娇立的小鸟，而好强争胜的开慧并不愿做那种向人娇啼的小鸟，也不愿毛泽东把她当小妹妹对待。毛泽东要征服中国，她要征服毛泽东。
杨昌济终于发现这两位青年人感情微妙的变化，他没有干涉他们的交往，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
一次，在月明星稀的江边漫步，毛泽东戏谑地吟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哟！”他紧紧握住杨开慧那双光洁柔软的手：
“开慧你应该成为我们一道的人哪。应该走向社会，懂吗？”
杨开慧望着毛泽东那双炽热的眼睛，惶惑地说：
“润之，我，行吗？”
毛泽东笑着拍拍手：“行的，行的。开慧志向远大，举止温婉，中文亦好，殊属难得，难得的一位同志啊！”
杨开慧娇羞地抽回手：“润之，你又取笑我。”
“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讲的，是大家对你的评价嘛。”毛泽东认真地盯着她。
漫步北海，游览故宫
北 海 故 宫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开慧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九号。8月份，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但由于准备工作未就绪，杨昌济便推荐他到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并常到杨家请教和看望老师全家。
这天，杨开慧一改往日的恬静，象是整个身心沐浴在幸福的光晕里，那双渴的双眼秋水盈盈，玉洁光莹的圆脸红喷喷的。这是个敢恨敢爱的姑娘。血气方刚的毛泽东被开慧那份柔情感动得不能自己，长久深切的渴望使他张开那巨大有力的双臂紧紧拥住开慧激动地喃喃自语：
“霞，又见到你了。好高兴，好高兴哪。”这同样是一个敢恨敢爱的男子。杨开慧深情地打量着微带倦容的毛泽东，心疼地说：
“润之，你瘦哒好多。你看我这几个月在家里照顾爸爸，却养得白胖白胖，要是将我身上的肉分点给你，那该多好。莫只顾高兴，走，看爸爸去……”
毛泽东和杨开慧经常一起漫步北海，游览故宫，议论时政。这时开慧已是十七岁的少女，正值豆蔻年华，且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生，于是两人倾心相爱了。香山的红叶，北海的白塔，都记下了他们爱情的絮语和甜蜜。他们的爱情象红叶一样艳丽，象梅花一样纯洁、高雅。
开慧对毛泽东的感情，除了真挚的爱，还有十二分的敬仰与倾慕。她在日记里这样记录初恋的情怀：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还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就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杨开慧善书法，懂诗词，不事铅黛，志存高远，这使毛泽东的爱更加深切。一天，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便吟诵了一首送给女友的诗：
高谊薄去霞，温和德行嘉。
所贴娇丽菊，今高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庶。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心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绯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所贴娇丽菊，今高独开花。”这不是说自己尚未许人么？想到这里，脸红得像火烧一样，忙辨白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嘛，对你说过了，是送给女朋友的。”
毛泽东说：“我最喜欢后两句：‘明年秋色好，可否至吾家？’”就这样，第一次北京之行，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初恋。
毛泽东将赴上海时，两人约定分别后互通信息。次年四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湖南，两人不断书信往来，鸿雁传情，互相之间的称呼也只用“润”和“霞”了。 杨开慧 毛泽东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第二次来到北京，有时就住在杨家，公开了他与开慧的恋爱关系。
那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前往探视.
望着心爱的学生,杨昌济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拿起笔,强支病体,给他的好友、时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写完后,他要毛泽东给装进信封里.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封向章士钊推荐自己和学友蔡和森的信。
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如释重负。不久，1920年1月17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便与世长辞了。恩师、未来岳父的逝世，使毛泽东尤感悲恸。
1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为杨昌济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杨老先生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章士钊、毛泽东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读到悲痛处，他不禁泪如泉涌。
在追悼会散后，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元月下旬，开慧全家扶柩南下，将杨先生归葬于长沙板仓。不久，开慧从板仓来到长沙，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湘福女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简朴的婚礼
“霞，我们结婚吧。在一起闹革命更好些。不是吗？”毛泽东真情地说。
开慧避开那炽热的目光，无力地低垂下那双满含羞涩的美丽大眼，轻轻地极其温柔地喃喃说道：“让我再想想吧，这事情太大哒，太大哒。”
“霞，难道你对我还不放心？难道你……”
“别说那，润之，我爱你！也爱你的事业。可是，我不能太自私，只顾自己而影响你为之奋斗的事业。你不只是属于我杨开慧一个人的。你属于整个中国。我说得不对吗，润之？”
静静伫立的毛泽东被杨开慧这番火热的话语感动了，他紧握住开慧那只温柔白皙的左手，缓缓地说：“是啊，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这一点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但我是人哪，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懂吗？霞，我知道，我求你嫁给我，对我来讲是多么的幸福，而对你又是多大的委屈啊！”
“润之，再等一段时间吧。”杨开慧轻轻地将手从毛泽东那温热的手掌中抽出来。
毛泽东目光炯炯地回过头来说：“好，我完全尊重你的意志。再说，欲速则不达嘛。
你说是啵，杨开慧同志。”
开慧被他那风趣的语气逗乐了。他们相视会心一笑，相拥在无限的盈盈爱意中。
播种在他们心中的爱情终于成熟了，1920年冬天，他们结婚了。开慧不坐花轿，没有嫁妆，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豪华的礼仪，自由地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洞房是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新房中没有一件新东西，家俱是旧的，木格窗下，摆着一张方桌，桌旁一把藤椅，几张方凳。旧式的木床上，挂着白夏布的蚊帐，被褥枕头也都是常用的，摺洗干净摆在那里，只是窗前的一株山茶，碧绿的叶片，含苞的花蕾，为新房增添了无限生机。
这是一场多么简朴而又多么圣洁的婚礼啊！她同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和陈昌的爱人毛秉琴，合着办了一席六块银元的晚宴，亲切地招待了在长沙的八位挚友。
婚礼上，毛泽东告诉各位：“等革命需要时，我还要顺便带开慧同志回韶山老家拜祖宗，还要带她去见我那‘石头娘’呢。”
毛泽东风趣的话，把婚礼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他们齐身站起，亲切地碰杯祝福。毛泽东与杨开慧沈醉在新婚的无限甜蜜中。
新婚后不久，毛泽东、杨开慧将家安在长沙城东小吴门外清水塘。这里偏僻幽静，四面花木环绕……
这个家是开慧用柔情蜜意筑成的温暖爱巢。在外东奔西忙的毛泽东因不愿辜负爱妻的一片深情，只好将家里的书桌当战场，没日没夜地奋笔疾书。这时，开慧总是体贴入微地点上驱蚊的蚊香，或静静地坐在丈夫身边，用葵扇招来习习凉风替丈夫解暑……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成伴侣，直至1927年8月，整整七年，她一直紧随在毛泽东身边。她用一个弱小的肩膀，担负着妻子、秘书、助手等几份责任。
1921年，参加完中共“一大”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杨开慧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10月24日，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那时候，毛泽东总是通宵达旦地编辑刊物、撰写党内文件、草拟罢工宣言和准备讲演稿等，不论严寒酷暑通常都是如此。
夏天的夜晚，开慧便点上驱赶蚊虫的蚊香，或用葵扇为毛泽东驱暑，让他聚精会神地工作；冬天来了，开慧就把取暖的器具准备好。杨老夫人有一只取暖的“烘笼”，每天晚上等妈妈睡了，开慧就加些炭火，给毛泽东暖脚。有时，见毛泽东衣服穿得单薄，就把棉袄给他披上。还要看热水瓶里的水热不热，茶杯里还有没有茶。深夜一两点钟，开慧总给毛泽东端去一碗饭菜，这是她专门为毛泽东准备的宵夜。有时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一直等到他吃完才去睡。那段时间，毛泽东经常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晨，又出去工作，开慧就帮他整理夜里写好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的，她便誊到另一个本子上。她常常是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稿，一边用脚摇摇篮。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已是深夜一、二点钟，握笔出神的毛泽东闻到一阵扑鼻的香味，惊奇地回过头来，只见开慧正笑吟吟地端着碗站在他身后。
“开慧你还冒睡？”毛泽东忙站起来，关切地走到妻子身边。
“润之，我给你做的点心，快趁热吃了吧。”
毛泽东揭开碗盖，啊，一碗油渍渍的米饭上，盖着他最喜欢吃的荷包蛋。他将妻子那双冰凉的纤手合在自己的双掌中，示意她坐在自己的跟前，像伴侣，像朋友，像同志那样促膝地坐着……
毛泽东伤了妻子的心
婚后的这段日子是甜美的。他们的婚姻生活是美满幸福、情真意切又温馨浪漫。这年，毛泽东写下了美妙的情诗《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开慧无微不致地关心丈夫。因为毛泽东通宵达旦写东西，开慧则要在半夜的时候起来为他准备点心，还主动为他抄写稿子、文件等。但同时杨开慧对他又太依恋了，有时连一步都不愿离开他。
毛泽东对着那火苗昏暗的油灯点燃了一根卷烟，心事重重的对爱妻说：“开慧你不觉得我们正在消沉，逃避吗？古人赞美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只能使我的思想变得迟钝，一片空白。”
杨开慧望着在房内躁动不安地踱着步的丈夫，疑惑不解地睁大那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可是，润之，你不是一天也没放弃革命吗？”
“不，只有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工农大众中去，那才是彻底的革命呢。”他接着又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哪。开慧你要支持我的工作，懂吗？”
“我没有支持你的工作么？我真不知道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她挚爱丈夫，不轻易让他离开自己的身边。特别是新婚后，一刻的小别也会让她怅然若失。但她从没有让丈夫放弃工作呀。
“霞，你过来磨墨。我送首诗给你。”
开慧见这几天闷闷不乐的丈夫突然亲热起来，不觉好奇，忙走到书桌旁替丈夫磨墨，托纸。毛泽东端祥妻子良久，叹口气，然后下笔录了首元稹的《菟丝》相赠：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聪明善解的杨开慧，心潮随着毛泽东手中的笔在起伏。幽怨、委屈，开慧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丢下毛泽东一人走到床边倒头便睡，且一睡就是几天。那身形憔悴的样子把杨母吓坏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这首诗对妻子有如此巨大的刺激。无论他怎么解释，杨开慧总听不进，一付泪水涟涟的样子。毛泽东数次解释，也难以消除她深深的误解。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辑毛泽东，他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在对开慧和孩子的深深思念中，写下了寄托千般恋情的《贺新郎》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去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被丈夫殷殷切切的情意彻底感动了。她想毛泽东终于原谅、理解了自己。原先那满腔的幽怨之情不觉烟消云散。她期望丈夫能早日回到她的身边。她要用加倍的爱来回报丈夫的一片深情。
后来，杨开慧也写了一首《偶感》，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恋和牵挂：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若？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这首诗后来藏于杨家老屋，直至几十年后修缮故居时才重现天日。
1924年夏，杨开慧与母亲一起，带着岸英和出生不久的岸青，来到了上海，毛泽东到码头上亲自等候，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1919年泥木工人曾为工资问题作过罢工斗争。后来张敬尧政府规定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无四十二枚（四百二十文），并牌示“永不再有增加”。当时四百二十文值银元三角，到1922年四百二十文只值银元一角了。因此工人生活更困难了。工人们提出要求加价到每天甲工（正式工人）三角四分钱，乙工（未出师的正式工人）二角六分钱。但是，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贴出告示，不准工人加价，并以“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的帽子，来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泥木工人见到告示，头上冒出火来，一个晚上，把全城的布告都撕毁了。
毛泽东动员了报纸舆论，长沙《大公报》登出“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句公道话”，驳斥了周瀛干利用张敬尧政府的法律来压制工人合理要求的无理。
那时的泥木工人组织鲁班庙为封建把头所把持，他们一个个靠工人的血汗养得肥肥的。
毛泽东和泥木工人领袖任树德，积极分子仇寿松、朱有富、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等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沙泥木工会的章程十八条。
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到会代表七十多人，来宾二十多人。来宾中有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任树德报告筹备的经过，将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缘由说得很明白。会议最后选举任树德、张汉藩等四十一人为委员，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毛泽东派了党的负责干部来担任工会的秘书。
任树德等同志在毛泽东的住处清水塘开会，详细研究了罢工问题。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立即宣布罢工的意见。10月5日夜，泥木工会的主要干部一致议决了六项办法：一、宣布于10月6日全体罢工。二、推定罢工的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三、通电全国，求伸公道。四、散发传单于城内外，述明真相。五、向省议会请愿。六、非达到圆满结果决不中止。并通过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
罢工震动了全城，一切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工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札不成了。罢工的第二天，泥木工人的纠察员整队游行，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人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泥木工会又与湖北、江西、江苏各帮联络，取得他们的同盟互助。
罢工到第十一天，各机关、学校公私住宅来函催请复工的更多了，并且都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如果到17日尚不收回成命，决定19日举行游行请愿大会。这时一部分绅商出来调停，折衷为每天三角钱，工人们不同意。
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召集了两千多人在教育坪开大会。群众十分愤慨，许多人上台讲话，都表示：与其父母妻子一同饿死，不如誓死再干一场。大会决定23日向长沙县公署请愿，誓必达到三角四分的目的。当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给周瀛干，要他用书面明白承认工人仅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的要求。
10月22日，长沙县署贴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泥木工人任树德等十六个代表的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分子。
毛泽东连夜找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等来谈，说明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罢工时代已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长沙和全国各地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有全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作后盾；同时社会各行业也都同情我们。另一方面，长沙公署很孤立，这种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大，赵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要大家作好准备，以防万一发生特殊事变。毛泽东最后说：“请愿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大胆地和周瀛干干到底！”
1922年10月23日上午8点钟四千多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报告请愿目的：非达到三角四分，决不出县衙门。
毛泽东这天亲自来参加了，他穿上一件对禁衣，插在工人队伍中间。
队伍到了长沙县署后，看见县署的正门中间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两条条凳，上面插着纸套“大令”（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镇压暴乱的护符，摆出“大令”就可以惩办人以致杀人）。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让工人群众进去。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头门派纠察队员四十多人把守，不准闲人进出。任树德等十六个代表分两批入内见周瀛干。周瀛干态度仍强硬，并横蛮地说：“你们的工钱够吃。”代表们就和他算账，他被说输了。他听见外面群众呼口号，就吓得进内再不出来了。
第一批代表出来报告交涉无结果，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等了一阵，代表们还不见出来。毛泽东这时从人群中跳到坪中的大圆花坛上，向大家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他说完了，就领着工人喊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过了一阵，里面仍无动静，于是工人们就喊着口号，一齐往衙门里冲。守卫的士兵用刺刀对着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
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周瀛干请赵恒惕的总司令部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团团包围起来。
工人们的情绪更紧张了。这时，毛泽东插在队伍里面，要大家坚持下去。他领着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群众热情更加高涨了。这时有衙门里的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毛泽东便从靠墙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当时的情形真是：“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第二批代表坐在县知事的会客室内，逼迫周瀛干接受条件。周打电话给赵恒惕，请示可否将为首的代表抓起来？并说枪毙了为首的代表，工人就会吓退的。赵恒惕大概由于杀黄、庞的教训，没有答应。代表们听见周瀛干给赵恒惕的电话，便厉声地对他说：“省长、吴佩孚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长沙县吓人！”
晚上八点钟赵恒惕派一个参谋来“调停”，他对工人们说：“省长答应三天内解决，你们暂且回去吧！”
“冒得三角四分不出衙门！”工人们一齐这样喊。
后来政务厅吴景鸿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等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和代表们商量，同意了这个办法。全体工人整队出来，这时已是24日早晨3点钟了。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当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去政务厅。
在谈判时，毛泽东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用上面的条文驳倒了政务厅吴景鸿。毛泽东代表工人说话，讲得头头是首，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没有话说。吴景鸿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便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谈判三小时之后，没有结果；于是打电话到教育会坪：“没有结果，只好全体来署请愿。”工人们从早晨十时，便已集合在教育会坪。
这时，谈判的条件已经不在每天工价三角四分，而是根据“省宪法”争取“营业自由”了。这就是说，现在的工价是三角四分，将来情形如有变化，工人要加工钱，政府也不得干涉。他们坚持到晚上八点钟了，吴景鸿终于只有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看过，并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工人有营业自由。于是工人代表一边将会谈记录带回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一边写呈文，交赵恒惕批准。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坚持十九天的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于是党的组织连夜动员，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一个全长沙城工人的庆祝大会。
10月25日上午，仍由毛泽东率领任树德等工人代表致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呈文”批准后，代表们到省署坪中，向工人群众报告：最后胜利已经完全争取到了。两万工人欢声雷动，一齐高呼：“营业自由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随即放了许多鞭炮。然后又整队游行。到县公署时，工人们冲到县衙门的大厅内，大放鞭炮，并高呼“罢工胜利万岁！”
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1922年9月，毛泽东和郭亮同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伟大胜利。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大罢工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这段时期内(1922-1923年)，毛泽东又领导了长沙各行业工人（理发业、缝纫业、织造业、笔业、人力车、铜官陶业）的罢工，每次罢工都取得了完全胜利。
1922年11月1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大会开完后，株萍铁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各工会代表一致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随即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铁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这个会议，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同志，大家推举毛泽东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并议决“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
会议之后，毛泽东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在11月5日的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为各部正副主任。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正式成立。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号召湖南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募捐，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了二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的暴行。
同赵恒惕的当面说理斗争
毛泽东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同志二十三人，浩浩荡荡地于1922年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长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了政务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了赵恒惕本人。
交涉事项约分十项：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制所。六、人力车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
在毛泽东等人正面的质询下，赵、吴、石、周四人，都不得不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
庞 人 铨 黄 爱
四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证明。”赵恒惕提起黄爱、庞人铨事件时，仍然无赖地将这一残酷暴行说成是“迫不得已”，以“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莫须有罪名加诸黄、庞，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并非对工界。”
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币厂罢工，都不是事实。”
毛泽东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任何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官厅允许才可结社。若须允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毛泽东又提到集会问题：“集会亦然。近来俯常有暗探到场，各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能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因此也只好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是提出“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的问题。
关于法律问题，毛泽东和吴景鸿展开了尖锐的辩论。毛泽东说：“从前政府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自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乎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
吴景鸿说：“法律本有动机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行为主义；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
毛泽东说：“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等国的一些法律条文为论据，这样就使得吴厅长无辞以对了。
接着，毛泽东表明工人的态度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
赵、吴、石、周之流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完全茫然无知。因而他们说：“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吴、石两厅长又说：“社会主义为进步之主义，将来一定可以达到。”周县长说：“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之大损失。”赵省长也说：“目前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
毛泽东幽默地说道：“政府确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致与之冲突了。”
在毛泽东理直气壮的辩驳之下，这次“交涉”，使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败仗。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赵恒惕这时对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运动虽还不敢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1923年4月，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
赵省长出布告用很高的赏金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却还在大街上走动。当他走过布告后，周世钊同学惊异地问他：“捉你，你不怕？”毛泽东说：“我不怕，我下午找你。”果然，下午毛泽东来到了周世钊家。
毛泽东从容地布置了湖南共产党的全盘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月之后，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再度回到湖南，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在这期间，又受到赵恒惕的通缉而去广州。1925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努力于训练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