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时困惑这批爱国知识分子的，正是“内战”问题，而打内战的双方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漫卷诗书喜欲狂”是这批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情，但国共双方都声称自己不要打内战，要打，也是被对方“逼出来的”。由于这批知识分子各有个的立场和倾向，只有少数既富远见，又富洞察时局演变规律的睿智人士才把“国共问题”视为阻碍战后发展经济、中兴教育的焦点。陈寅恪在一首诗里写道：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讐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本来是“喜心题句……”，后来又“悲”了，他悲的是什么？他当时未说，但不久他被迫出走时，才在另一首诗里说明白了。请看：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乘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1948年12月）

 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芦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

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梅贻琦是能够洞察问题实质的少数人士之一。他当时常因公去重庆，当年所谓“旧政协”正在那里举行，会上种种迹象，使他和他的同仁们产生了近于愤怒呼喊。著名的《十教授致蒋毛电》就由联大教授通过他发给“协商会”的，其中说：

……日本投降，先生等聚首重庆，国人方庆外患既除，内争可泯，莫不引领期望协商早得结果，统一早成事实，新中国之建设早获开始。顾谈商逾月，外间第传关于地区之分割有异议，军额之分配有争执，而国人所最关切之民主政治之实施及代表此政治之议会之召集，转未闻有何协议。诚所传非虚，则商谈纵有结果，亦只是国共两党一时均势之获得而已，既不能满足全国人民殷殷望治之心，亦不足以克服国家目前所遭遇之困难。奚若等内审舆情，外察大势，以为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

 [1] 十位教授依次是：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

[2] 原件存清华大学档案室.

如上所说，亲睹国共问题之复杂，以及战后几个月时局的发展，使他对战后发展教育的愿望和信心蒙上了阴影。1946年10月28日晚，他应邀出席了以北大一些资深同人[2]在章廷谦家里进行的晚餐会，会上“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当晚在日记上写道：

……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但直到此时，梅贻琦仍未最后决定出走。他还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决心带着“重建大清华计划”复员北上。但对于学校复员后的发展规模，他也未作太多的奢望，更不敢提任何“豪言壮语”，只是期望北归复校后，把他所热爱的清华母校尽可能地发展一步。至少要：“……学生名额，约必有相当加，……师资方面，当亦须增聘，……务使新旧院系，即（便）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蔚然可观，则他日诸校友重返校园，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更多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所最应致力者也”。

    如此而已！

11月5日，他又应闻一多、闻家驷昆仲之邀，参加了有曾昭抡、吴晗参加的饮酒会，“饮酒据报有九斤之多，至十二点始散”。中间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人对他进行了“政治”及“共产主义”的说教。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1] 章廷谦以外的参加者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

总之，战后局势的基本症结，就是“国共问题”，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国共之间有随时随地一触即发的内战问题。但梅贻琦对于办教育、办清华确实是太“痴迷”了。事实证明，就是这点希望，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步步地变成泡影。

这一阵，所谓“清华数教授” 问题，几乎成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政府当局的一块心病。每有适当机会，必向梅提出；梅自己对伊等的一些言行也感到很“头痛”。1946年4月14日，梅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亦颇具意味：

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余因恶其十二月强梁改组织举动，故未往。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以及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了结业典礼。出现了一段相对暂短的“稳定”时期。从5月18日起，梅贻琦又有一次重庆之行，主要任务似为“述职”性质，他并“忙里偷闲”又到北平校园视察了几天（6月17～20日）。5月27日至教育部见部长，朱家骅又“开口便提清华数教授问题，嘱想办法”。6月7日，朱家骅饭约各大学校长，朱“饭时提及改订大学组织法及简化课程等问题”。梅在会上提出二问：1）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2）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可见梅根据自己的体历和观察，这两者实在是干扰校政、制造校园失和的两大祸源。从北平返回后，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其6月25日日记曾重点作了记载：

……三时半后雇车至中研院候朱部长同往委员长官邸。五时到军校官舍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主席着兰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如何？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日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按应指教授会主席之类）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

跟着（1946年7月），又发生了闻一多被暗杀的事件。妥善处理完这件事，又用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到9月6日，他才登上了北返的飞机，中经重庆逗留5天，于11日到达北平。接着即开始准备秋季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复员后首届开学典礼如其在大礼堂举行。……

从此时起，到1948年底他离校出走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当然不能说清华校事一无进展。可是，也正如前面已谈到的，他所担心的“国共问题”果然不但没得解决，而且愈演愈烈；校内师生不但“意见分歧”愈来愈大，最后竟达到尖锐对立的程度。学运事件频繁发生：从1946年12月爆发的“抗暴”运动开始，单是集中的、大规模运动就有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年上半年的“四月风暴”、下半年的“反美扶日”运动和“反剿民、反逮捕”运动……等等。那期间，校园里教学秩序混乱，全校一片“罢”声：由一罢（学生罢课）到三罢（加上教师罢教和职工罢工），再到“六罢合流”（罢课、罢教、罢研、罢职、罢工、罢诊）。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当时这方面的情况写的最为翔实，对这一系列“运动”的实质情况也透露的淋漓尽致。

作为清华校史工作者，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客观地审视那几年的所谓“学生运动”（或称“学潮”，实质上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一方面，当时身居运动前线的我们党负责干部毫不隐饰这一点。诸如：

如果说，在抗暴运动中，我们打了一场遭遇战，事件的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1947年5月20日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地下党则是主动出击的。我们是根据钱瑛同志的指示，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这一场斗争。

1947年五月上旬，北平物价猛涨，清华民主墙上又开始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一张标语写道：“饥饿事大，读书事小！”这时，上海、南京等地已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反饥饿的浪潮由南而北。十几天内，清华园民主墙上土木系三年级同学首先贴出了海报，提出了增加公费的三项要求。一呼百应。5月14日，历史系1950级一些壁报社团，也联名呼吁全校同学签名，要求立即召开自治会代表大会，共商反饥饿斗争的大计。一顿饭时间，签名者达六七百人。同一天，又传来了南京中央大学同学为反饥饿而罢课的消息，霎时全校群情鼎沸。5月15日晚，学生代表大会立即开会。就这次运动的意义、口号和行动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地下党组织通过代表中的党员，向同学们指出，我们不但要为自己争取公费而斗争，而且要为全国人民喊出反饥饿的呼声。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反饥饿必须反内战。大会经过四小时的激烈辩论，一致通过为“反饥饿反内战”罢课一天。第二天中午，又有一千二百多人要求罢课三天。自治会理事会决定接受同学决议，自17日起罢课三天，并成立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中说：“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书本。”关于这个宣言，最近出版的《清华革命先驱》书中总结说：

这个宣言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映了党对这次运动的政治思想领导和策略步骤：先是从学生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抢救教育危机、增加教育经费和学生公费，号召进行“反饥饿”的斗争。接着又指出饥饿的根源是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把反饥饿同反内战联系起来，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为学生切身利益而斗争、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结个起来，更高地举起了反蒋斗争的旗帜。[1]

……

紧接着，“学潮”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所谓“学潮”问题，实质就是两党问题；而且双方都抱着吗“汉贼不两立”的宗旨，不消灭对方，决不罢休。

总之，历史将对这二年的局势作出公正的评价。在这期间，无论是政局还是校局还是社会秩序（或借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词——社会和谐度），都是一片混乱。试想，在这种局面下，如梅贻琦所预言：是绝对不可能有“教育”可言的。

从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起，一直到梅贻琦决定出走为止，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学潮一浪高过一浪，就基本上没有断过。清华校园里从“一罢”到“三罢”再到“六罢合流”，学生与政府之间，放生了严重的对立性的矛盾斗争；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授之间，以至教授与教授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或“不和谐”，使得这位“负责者”，整天在学生、教授和政府当局之间疲于奔命和穷于应付。

关于这二年的学生运动，反映“革命”一方的《清华大学校史稿》总结说：

从抗暴到“八一九”的反逮捕斗争，两年中，学生运动一直在一浪高一浪地汹涌前进。清华学生参加罢课的次数达十三次，罢课时间累计将近两个月。同学们虽然有时不得不放下书本，走出教室；但是，却同时进了另一所学校——在游行队伍里，在民主墙前，在读书会上，在“一二一图书馆”里，在“大家唱”的歌声中，在识字班的农村新天地里……，这是另一所学校，是突破了反动派政治思想控制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这是另一个清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革命旗帜的清华。

随着革命形势和学生运动的急剧发展，清华中共地下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大批经过锻炼与考验的同学，参加了党的队伍。到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已由复员初期的二十余人，发展到二百余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这是自1926年中共清华支部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解放前夕，清华已设有党的总支部，下面按院系设有几个分支部，大多数系级都有党的小组或成员在活动。在教师中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党领导的地下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

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们扎根在群众之中，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英勇地站在战斗的最前列。

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同学，除联大时期已建立的“民青”外，还分别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中国青年联盟”、“进步青年联盟”等六七个直接在党领导下的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分别建立这许多组织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敌人的破坏。当时大多数班级都有盟小组，像电机、机械等大系还有盟的分部。全校盟员由复员初期仅有几十人，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到六百余人。他们也过着地下生活，三五人一小组，活跃在全校各社团和每一个系级里，起着骨干和带头作用。他们都是从每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与考验，不少人又进一步加入了党。这些党员和盟员，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不怕挨打坐牢；在群众工作中，勤勤恳恳，吃苦在先，成为同学们的表率。当时，一个党员带领一个或几个盟小组，一个盟员也分工专责地联系一些同学，交上一些朋友。党就是依靠这几乎占全校三分之一左右、总数约七八百人的党员和盟员，作为清华学生运动的基干队伍。通过他们，团结着广大的同学，只要党一声号召，立即就可以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的斗争，党团结了广大同学，彻底孤立了反动势力。清华变成了党利用来争取、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去和反动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清华被人誉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

显然，作者是满怀胜利的豪情总结这段经验的。如果站在一定的角度（或云“立场”）看问题，这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都有其另外一面（或曰“负面”），如果站在民族教育事业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至少是站在梅贻琦教育理念的立场上，这里面至少也应该有的教训值得总结。当时是八年艰苦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人心盼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盼望“安定团结”），作为国家精英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味地和政府过不去，其影响和效果总不能全是积极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于“五二○”游行刚过后的的五天，及1947年5月25日，曾有如下一次谈话：

本报北平航讯：平市学潮日趋平静，各院校罢课学生，星期一可能完全复课。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对记者称：学生因生活陷于困苦，对政治有不满的表示，本及自然。一种运动最初发生时，其动机往往极为纯洁，但到了后来，变到使人难于同情。即此次学生罢课而言，学生因抗议日前游行所发生的事件，宣告罢课三日，期满后本应立即复课，讵又假借其他题目，旷误学业。本来要找问题，问题很多，昨天“西单”，今天“朝阳”，明天后天……说不定问题愈来愈多，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为止？政治不良，成因绝非起于一日，亦非一日所能改善。故学生罢课决不会使政治立刻改善，也不会因学生罢课而内战就立刻停止。因为打内战是双方面的，非双方住手不能和平。这次参政会是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学生时代求学第一，学生应该认清学校是个什么地方。学生如果不要上课，尽管说明，使学校好有打算，本校学生上次罢课期满之后，复向学校要求停课一日，惟学校已把星期四复课的通知书送达校内及居住城内的各教授，当天教授到了，而学生却仍不上课，教授要求说明情由，我便召集教授会议，席间一致主张，学生应即日复课，当天（二十三日）便发出了一个简单的布告：“经本日教授会议决，学生课业不宜久旷，应即照常上课。除分知外，特此布告”。后来听到学生又决定罢课三日，据说是声援京津学生游行所发生的事件。二十五日期满，我希望学生能于二十六日上课，否则三日一停，五日一罢，实是无谓的牺牲。国家的教育制度，我认为没有大事更张的必要，这次学潮的起因，并不是为了教育制度。交通大学的改院，据我们所知，教部并无此意，何来谣言，我们应有深思明辨的态度。几个学校所发生的个别问题，硬要牵强附会而扩大其事件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当非智者所取。学生定六月二日为反内战日，而要发动全国性的总罢，我亦有所闻。我认为不必再热闹了，因为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等等口号，经过了这次各地的游行，已经宣传的很普遍了，何必再来一次呢？谈到清华学生和青年军发生误会的问题，梅校长称，本校、青年军二○八师驻地毗近，亟应有密切的联系。前晚本校在农学院邀请该师师长吴啸亚和干部联欢，学生方面昨天亦有代表前往该师解释误会，双方极为和谐。清华并应该师之请，将有教授数人，分期到该师作学术讲演，以加强双方的交谊。梅校长谈这次学生罢课问题，面部表情极为沉痛，充分表示其对青年学业荒废的珍惜。（五月二十五日）

 

这段话被一位名叫赵锡麟的1922届校友从报上剪下来寄给了梅，并附一短函，其中说：

 

……顷报载尊见，特剪送一份，谅感兴趣。若国事上轨道，则学生干政应与军人干政一同禁止。干政乃成年人之事，学生何与焉！学生之职在求学，不求学而干政，试问何时方求学耶？若干政，则来日方长，何患无时：何必定在求学之时耶？有所不为，然后有为；有所不为，一无所为、学生干政，吾人经历多矣。或由情感冲动，或由野心家利用，或由懒惰性成，或由教课无兴趣，种种恶因，造成恶果。而司典手之责者，亦不能辞此咎、言教尚须身教，是所望于教育诸公也。……

 

从当时矛盾冲突的一方——即“学潮”的主导和践行的一方看，这些话无疑是应被看作是谬论，至少是绝不会被采纳的。但如上所述，置换一些角度，也不能说是绝无可取之处。说得更明白一些：作为求学时期的知识青年，一味地和合法当政的政府作对，总不应是完全可取的，其负面影响总会是存在的。我甚至想到：50年代的以“造反有理”为口号的“文革”，以及80年代末所发生的“政治风波”，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话扯远了，再言归正题。在如此复杂紧张的形势面前，梅贻琦的头脑始终表现了惊人的清醒和冷静，态度表现了如此的公正和公允，表现了一位无私、诚实的教育家的超人的气度。

如1948年“七五血案”以后，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前已述及，8月11日起，北平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就三番五次地叫嚷着要“收回学校租界”。时刻紧急， 13日，他与胡适联名致教育部长朱家骅一电，以“去留”谏阻军警入校捕人。其文曰：

 

雪屏来，已细商两次。适、琦以为，此事万不得已，或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用军警进校，则适、琦极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亦必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欧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之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之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绝无法维持善后。故敢以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深盼政府郑重考虑，并乞务转呈总统为感。弟胡适梅贻琦未元。

附朱家骅复电：

胡校长适之亲译：△密，并转月涵兄：未元电敬悉，无任感佩。已转翁院长并转呈总统核示矣。

17日，政府正式发布了在全国大逮捕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18日，北平各报也奉命发表教育部所谓“共匪间谍制造学潮之铁证”。18、19两日，国民党的“特刑庭”接连公布了两批黑名单，第一批共249人，其中清华32人；第二批共72人，清华27人[2]。同时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这59位清华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自治会和各社团负责人，自治会理事中除一人外，都被列入黑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与他们审判。梅一面召开紧急教授会商讨应对办法，一面给“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并把公函内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其内容如下：

……昨接贵庭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26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禁、拘提学校学生×××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一名，本校并无此人；×××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三人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明。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等26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等六人业已毕业离校；×××一名业已休学；×××……三人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等16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

总之，通篇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所要的人眼下学校里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这样巧呢？原来，这是他应付“特刑庭”的一项策略。还是让当时的身临其事的人来说说其中的“奥秘”吧：

实际上，梅校长和代训导长李继侗等采取了同情和尽力保护同学的态度，想法应付敌人，拖延时间。20日，校方出了一张大布告，照抄“特刑庭”通知和拘传名单，然后说×××等早已休学，×××……等已毕业离校，×××……等暑假探亲，×××等现不在校中，并利用敌人名单中的笔误，说名单上的×××本校并无此人。……同学们看了，都哑然失笑。在后来军警进校前，李继侗先生还悄悄问胡聚长：“你们的人走得怎么样了？

作这篇回忆的，是白祖诚等一批当年清华地下党的骨干成员，他们继续回忆说：

……在那两年（按指40年代末学运频发的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禇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方当局，始终没有干涉或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好几次游行示威后，经学生自治会要求，梅校长和禇士荃先生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来把同学接回校。……据说在当局召集的一些大学负责人征询处理学潮意见时，梅先生也表示反对镇压学生的态度。……对于几个敌人早就注意、危险最大的同志，总支作了更精心细致的安排。例如曾多次在学运中出头率领群众并与敌人做过谈判斗争的郭德远，考虑认识他相貌的敌人很多，很费了苦心，李继侗先生（按：他是当时清华的代理训导长）也很关心，出主意叫郭德远找戴世光教授（按：他当时是清华教授会书记）研究办法，戴计划把郭德远藏在梅校长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学校，并已商得梅校长同意。但后来总支考虑万一敌人对梅校长的汽车也要检查，岂不束手就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

8月20日，梅校长主持清华校务会议，在会上报告了他事前拟定的报告提纲：

1、南京一二月前提出，会商达十余次，

陈雪屏来（八月十二日）

与胡适密电朱转翁，并呈总统（八月十三日）

傅（按应是傅作义）约会谈（8月13日晚）

结果：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名单性质请特注意。并请慎重将事。

2、行政院17日命令。

八.十九.十点半接警局送拘票六人，传票廿六人。

八.廿.清早本校回复法庭。

今早午前又接第二批传票27人。

下午二点三刻警官来催询。

3、北平当局之态度。

4、应请协力劝告学生者：

勿抗拒。

不到庭者只好设法离校。纠察队、壁报、电灯、电话、馆室。

……所以，“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一直困惑着梅贻琦的“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仍使他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眼看已成泡影。“否则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已成为现实。于是就造成他出走的选择。

……

所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在这种局面下，他除了出走，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除非他愿意接受上述他自己概括得两条出路中的任何一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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