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何处觅疯狂

    说起1980年代的读书，于我而言，不免单调了些。我之所幸，一踏入社会，便有了一份极好的工作。倘非如此，就是单调的读书生活，怕也于我无缘。

    1980年冬，我入伍至解放军第62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凭借我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条简讯，被分进通讯班；未几，即进入政治处的电影组，负责广播、电影的播映，以及图书馆的管理与开放。当政治处主任把图书馆的钥匙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惊呆了，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多的书。不仅如此，图书馆还订阅了大量的期刊、报纸，每周我都能从邮电所抱回成摞的杂志；报纸更不用说。也从此，开始了我的业余生活——读书。

    记得那是雨季的一个夜晚，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在电影组的木制阁楼里读书。小阁楼共二层，楼脚下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谷底有一条波浪宽的小河，小巧雅致，伴着两千多米的营房蜿蜒而下。适逢雨季，小河洪水如兽，咆哮而泄，每每祸及下游营区；到得旱季，小河清澈见底，叮咚作响；巨石半露半浸，鹅卵石净明如珠，小鱼悠然自得。这样的读书环境，堪称佳境。然而，却时常会被战友的来访所打扰。但这天晚上是个例外，外面下起了雨，密集的雨点，敲击着清水河的水面，悦耳极了。遂联想到契诃夫的一段话，他说：“听到雨打屋顶的声音，感到自己家里没有纠缠不清而又无聊的人上门，独自坐在家里，那是多么心旷神怡啊！”此时此刻，我也正是这种心态，乃想：“这下不会有人来打搅了，雨啊，再大些吧。”读到深夜一点多，正准备上床睡觉时，却发现被子不在了。这才忽然想起，白天晒在外面的被子，不曾收进来。于是，飞奔下楼。天！那军用被子，全湿透了。阁楼以近，有内科护士值班室，我跑去借被子。那值班的女军官，一边笑我读书太痴，一边取了床崭新而洁白的医用被给我，抱回阁楼，是以度过那个夜晚。

    这只是一个读书的小插曲。而论到读书，我已说过，单调之极。管理图书馆的人，何以读书单调呢？这当然与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度有关。因为个人知识的严重缺陷，对于很多书，我牙根就没有认识；看法更谈不上。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的阅读范围。开始的时候，读了一年的哲学书籍，那真是糊涂一阵儿，明白一阵儿。就在这种状况下，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远古的河》。一篇惊险的小说，被我赋予许许多多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说，我理解了多少哲学，就给那篇小说塞了多少哲学。可见那时的幼稚与荒谬。

    不过，也正凭借那单调的读书，引我走向写作的道路，在昆明军区竟也名声鹊起，年年被评为优秀战士报道员。也因此，让我成为各部队、上级机关争抢的热点人物。说这个，不完全是自美，意在说，1980年代的部队，对人才的重视，达到疯狂的地步。于其如此，部队的读书氛围，也浓厚之极。

    1980年代头五年，我的读书尚未形成系统（形成读书系统，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总体有点乱。前面说过的读哲学为最初，随后是读西方文学名著。用现在的话说，八十年代初，我成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前苏联作家契诃夫、瓦西里耶夫等人的粉丝。爱屋及乌，就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陆陆续续买回一大堆，读了又读。也不知为什么，渐渐的，目标回移，深深爱上鲁迅的作品。我手中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3年发行的鲁迅单行本，可以说，这套书被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书上的装订针锈迹斑斑，封皮脱落，内页被我点评得花里胡哨。每读一回，批一回，至1990年代初，已经不堪入目。也由此，把繁体本的鲁迅全集、及各单行本，尽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读鲁迅，前前后后，大约十年。然而，鲁迅对我的影响，怕是终生的。

    说到读书，当然不能不提影响甚巨的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热。1982-1985这几年，全国文学界连续搞了几届优秀短篇小说的评选，然后结集出版。首本为《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象最深的作品，有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铁凝的《哦，香雪》。这本作品集，收入巴金《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的讲话，既是提纲挈领，也是创作的方向。到了《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更是佳作迭出，如陆文夫的《围墙》、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贤亮《肖尔布拉克》、刘兆林《雪国热闹镇》。就在这年的评奖授奖大会上，周扬发表讲话，提出作家、艺术家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在讲话中解释这句话时说，“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以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像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冯牧的讲话，《文学应当和生活同步前进》，与周扬的讲话一同被收进作品集，显示了高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再如1984年的作品集，有边玲玲的《丹顶鹤的故事》、邵振国的《麦客》；1985年王蒙的《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临街的窗》、刘心武的《5·19长镜头》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可谓群星闪耀：王蒙、陆文夫、史铁生、张炜、肖复兴、刘心武、达理、彭见明、唐栋、刘兆林、张贤亮、梁晓声、邓刚、蒋子龙、孙少山、航鹰、冯骥才、王中才、张洁、汤吉夫、宋学武、李国文、赵本夫、林斤澜、乔典运、尤凤伟等等。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当然也影响了一个时代。受其影响，我创作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脱去你的迷彩服》。小说背景为现代战争，里面我写到了看似严肃实际散漫的军旅生活，写到了兵士上阵地前的心理活动和集体轮奸行为；写到了兵戎相见的战场上那不为人知的弄虚作假；写到了战前强奸民女而到了生死边界的战场上又自我谴责的兵士——写这时兵士对人生的理解，对犯罪的理解；写战功归来被拖到一片湿地枪决的兵士，就因为他战前参与了集体强奸……我把这个小说寄给了我的启蒙老师丁临一先生，他来了一封长信，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人乃至领导都传看了，称小说非常具有震撼力，但这样的小说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你放着，放上个一二十年，说不定能面世。这篇小说虽说终未面世，却为我未来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群星闪耀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以现实小说为写作目标的时期，也早已成为过去。时光转换，当年那个写《哦，香雪》的铁凝，也摇身一变，坐到全国作协第一把椅子上，她说出口的，已然为冷若冰霜的官话。铁凝笔下的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小说人物，已成为她的过去；铁凝现在要保持的，是她那把椅子的温度，而不是文学本身，更不是她曾经关心过的底层小人物。但就文学而言，铁凝属于1980年代，却不属于今天。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尤其人有了官位以后，就变得很不像个人。所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如王蒙先生，他属于1980年代，也属于今天。何以如此断言？那是因为，王蒙也曾为高官，但他却不曾为椅子（官位）的温度加热保温，坐在那把椅子上时，也不曾把冷冰冰的官话，强加于人。甚至，人人向往的那把居高临下的椅子，王蒙还未坐出一定的温度，就挂冠而去。这才是文人！真正的文人，大写的文人。那些抢位置的所谓文人、那些保持椅子（官位）温度的文人，当为小写的文人。为官人小，就不免跳梁；一跳梁，就小丑化。1990年代及其后，全国的文联，日趋小丑化，因而才有今天的白痴化。1990年代初，王朔曾言，有很多流氓成了作家。今天这个网络时代，与1990年代初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早先是“有很多流氓成了作家”；现在则是有很多作家成了流氓，成了权力的打手。作家、学者不能怪读者不爱读书，而应该检讨你写的那些玩意，还是不是东西。你都公共流氓了，你都权力打手了，人家要读你的东西，那岂不成了二百五？

    回到原题。1980年代末，我的读书依旧杂乱无章。读过恩斯特·卡西尔的《人伦》（甘阳译）；读过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瞧，这个人》；读过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读过《泰戈尔论文学》；读过英·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读过《契诃夫手记》（贾植芳译）；读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等等。写本文的时候，重温后两本书，一本手记，一本诗选，发现在扉页上，我都写有简单的字句，在《契诃夫手记》扉页上写着“1987. 9.24，得胜于43总医院”；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扉页上写着“1987.11.7购于成都”。两本书扉页上的字句，传达出两个讯息：契诃夫的那本手记，是我住院时，与自卫还击战的伤员，同住一个病房，因此每天都接受一波又一波的慰问，而慰问品，以书籍最多，想想都觉得雅意浓浓。那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是我到成都出差时所买。可见我那时对读书的兴趣，有多么浓厚，每每出差，我都会去逛当地的书店。如今却没有这样的兴趣了，是因为现在书店里的书越来越多，好书却越来越少。当下的书市，千篇一律的书，过盛得足以让人恶心呕吐；而有新意的书，有思想的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无法面试。这状况下，无法不让人怀念1980年代的读书。

    1980年代末，我们有过《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激动，此书就“官吏腐败，脑体倒挂”进行批判。我在这本书的最后写了一句：“一个不需要批评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政府。”此外，我们还有过《1949-1989：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雪白血红》（已不记得作者）；更有《海外<河殇>大讨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那个时候，傍晚一到夜市，到处都有书摊，尤其禁书，随处可见。而那时的禁书，经过一二十年的消化、淡化，如今早不值一提。这是一种进步，但在进步之中，仿佛又少了点什么。仔细再想，少的东西还不止一点。同样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说也罢。

    也正是那些所谓的禁书，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精神活力，使我看世界的时候，不至于失之偏颇。这正像岳飞与秦桧的例子，因为世人硬把这二人分为忠奸，忠者岳飞，写得东西不多，但却流传下一本集子来；奸者秦桧，诗文不知凡几，却一本集子都没留下来。后人看这对冤家，看到的只是岳飞的一面之词。我们读书，尽读那些没有对立面的书，即使读不成个呆子，也会读成个傻子。我敢说，我就得益于禁书，它为我提供了生活的另一面。是所谓兼听则明也。而那些试图阻止我们兼听的家伙，正是毁灭民族文化的罪人。这样的东西，往往大权在握，我们防是防不了的，但可以很技巧地绕开，走自己的路，不必人云亦云。

    我也常想，或许当“读书无禁区”之类的话，不再是呐喊声的时候，中国会迎来下一个“疯狂阅读时代”。这也只是想来而已，愿望而已，毕竟近十年的读书界，已被彻底娱乐化、腐朽化、边缘化，连《百家讲坛》上的所谓学者，都以无耻为崇高，那中国的读书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中国人的精神，就这么被恶意消解，以我悲观的看法，疯狂的阅读时代，在中国不会重来。为什么？因为在文化上，我们现在一无所有。借用王蒙先生的一段文字，来给我的结论做个注脚：“有几位文艺界的领导在那儿议论，古有楚辞、汉赋、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咱们这儿该怎么办？有一位领导说，咱们现在有小品和短信。”（王蒙《铿锵三人行》）。文化上堕落得只有小品和短信的民族，一天到晚还大言不惭地畅言“盛世”，有这么没出息的民族吗？有这么自甘堕落的民族吗？有这么不知羞耻的民族吗？有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吗？有这么没有长进的民族吗？答案是有的，即目下的中国！

    一本书，一个时代，让一群人为之疯狂、兴奋，它必须有一个精神支点才办得到。今天的中国有什么？除了令人作呕的小品和无聊的短信外，还有腐败文化、享乐文化、娱乐文化，以及猪哼式的盛世文化。这些，只会让人的精神一天天麻木下去、腐烂下去，除外，别无益处。读书何处觅疯狂？至少当下是没有这样的土壤的。所以，我们深深地怀念1980年代的读书时光。

                 （向继东主编：《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