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新矛盾下的乡村画卷

——读席立新的《佛耳山歌》

辛泊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当我们从铺天盖地的颂歌里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或许我们会发现另一种“被遗忘的存在”（昆德拉），那就是广大的农村，是否也真的像影视作品里所表现的那样一片兴旺、和谐的景象呢？是的，在大多数城市人眼里，农村是赵本山《刘老根》里“龙泉山庄”的红红火火的日子，是《乡村爱情》里“象牙山村”缠缠绵绵的爱情，在小波折、大发展的笑声中，事业蒸蒸日上，爱情锦上添花。似乎，我们的农村真的已经没有了那些沉重的生存挣扎和精神困境。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再美丽的艺术也无法替代生活，更无法消解现实的苦难。从艺术的虚构中走出来，我们进入真实，却发现，我们的乡村并没有弥漫热闹的二人转，而是依然有大量的问题，以及急需解决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我读到了席立新的长篇小说《佛耳山歌》。

这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宋清宇、蒋学仁们为了家乡佛耳山的发展，为了乡亲们追求的好日子，可谓殚精竭虑、筚路蓝缕。他们为大家舍小家，为了普遍的公正，放弃了自身的利益。然而，他们的做法却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有“刁民”的责难和阻拦，有亲人的误解和不安。可以说，他们也曾动摇过，但最终，他们坚持了下来，山重水复之后，是柳暗花明。他们最终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重和礼赞。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我却在其中读到了深深的疑惑和更多的忧患。当下的宋清宇们不是《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更不是《艳阳天》里的萧长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昔日的组织已经没有那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昔日的信念也没有那种一统江山的力量，家庭成了乡村的利益实体，生存成了人们为之努力的真实目的，那种大而无当的道理苍白无力。所以，宋清宇们面临的处境实际上是复杂了，尖锐了。

“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造就了一大批富人。可是，我们低下头来看一看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仍处在温饱线上，饿不死，也致不了福。从结婚顶门过日子，一直活到老，他们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只能盖三间土方，除此一无所有。”正如作品中的郭有田们，他们不是没有廉耻，不是不懂道理，但是生存的巨大压力扭曲了他们的判断，也扭曲了他们的情感。在一次次超越情理的上访、对抗里，他们似乎就是疯子，就是刁民。然而，当我们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的时候，你的憎恨会变成同情，你的愤怒会化为悲悯。他们是弱者，是底层中的底层，他们有问题，但罪不在他，而在于现实不合理的分配。或许，他们没有权利侵害他人，但是，他们有权利捍卫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既可怜又可恨的人和公安冲突，最终站在长城上要自杀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蚂蚁一样的肉体被黑恶势力伤害、羞辱的时候，我们会泪流满面，会义愤填膺。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父老乡亲。这不是报刊社论能解决的问题，它就实实在在摆在那些基层村干部面前。你无法躲避，只有面对。躲避是逃避责任，面对并承担，才能真正体现“执政为民”的宗旨。

除此之外，黑恶势力也是当下农村的一个敏感问题。在作品里，席立新塑造了一个黑白通吃的光头大哥的形象，他是一名村干部，凭借黑道势力和黑道手段处理问题，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在那个乡镇，他却是呼风唤雨的“优秀干部”。正如作品所言，“目前，在中国有三种人有钱，官僚，国企老板（私企不算，自己挣自己的钱）、黑恶势力。这三种人的钱除了贪，就是霸占来的。黑恶势力除了强取豪夺之外就是勾结官僚，开矿，包工程，样样处处都伸出黑手。官僚们给面子，官僚们也得了实惠，最终，官僚怕了他们，因为官僚们受了人家钱财，所以官僚们就得像驴那样为人家效命、办事。光头大哥就是这样。”而乡党委书记孟庆吾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可以毫不客气地讲，50%的村子是被地痞流氓把持，20%的村子没有班子，这是至少。”他们都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被报刊电视掩盖了的农村真相。如果不是这样，为了一个连行政级别都没有的村干部，那么多地方会因之而大行贿赂、大打出手。这肯定不是正常现象，但却是相当普遍的事实。

然而，铁肩担道义的基层干部是清醒的，他们不会与之同流合污，他们有坚定的立场和高贵的操守。“宋清宇把光头大哥的行为作了总结，并针对自己深入地思索了很久，最终他得出结论：光头大哥现象只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瘟疫，是中国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中滋生出的一种病象，是中国从贫穷向富裕过渡中丑恶人性的自爆。他们长久不了，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建立在强迫恐吓老百姓基础之上的，他们违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勾结的是上层的蛀虫，他们侵蚀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最终把恨记在了党的身上，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绝饶恕不了他们，因此，他们固然要失败”。

宋清宇的大刀阔斧是故事的主线，是高扬主旋律的颂歌。而郭有田们的上访是故事的另一条线，悬念迭起。相对而言，我更喜欢那条副线，因为，它真实再现了当下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心理诉求。而且，它集中体现了席立新深刻的观察，尖锐的敏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这是作家的承担，是责任，也是使命。

郭有田、马起根等上访团体被称为赵光腚上访团，他们的某些做法比如破坏蒋学仁家的农作物、毒死贾德正家的家禽家畜或许偏激，甚至是犯罪，然而，他们的要求却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底线的。他们要生存，要活着，要养家糊口，然而，他们却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土地。所以，他们有权利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正如郭有田所说“清宇，这我懂，我的果园包给陆希顺白纸黑字写着合同呢，也是不能改的，这我也懂。大哥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不是不讲理的人，可是归根到底，共产党不能不让我们一家五口不吃饭吧？双方父母我得养吧？我靠什么，你们不是让我们爱党爱国吗？我吃不上，活不了，我爱什么？怎么爱？我爱得起来吗？在咱佛耳峪蒋学仁就是党，就是爹，贾德正就是妈，我不找他们找谁？”这是摆在每个执政者的新的农村问题，它超越了既定的方针，也超越了现实的伦理。

是的，我们已经走出了《暴风骤雨》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也已经走出了《徐茂和他的女儿们》里政治运动淹没个体生命的疯狂斗争，更没有《古船》里改革与守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莫言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国，那种阶层之间的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阶级差距。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是执政者的失职；如果我们听任这种差距继续下去，最终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那就是我们的犯罪。在《佛耳山歌》里，宋清宇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才忧心忡忡，所以，他们才如履薄冰。死人有地，活人无田，这是广大农村真实存在的怪现象。因为我们有土地几十年不变的政策，这是中央的精神。是的，所有的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否则，改革开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老百姓只愿做心里有底的事情，如果政策一变再变，老百姓就会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如果这样，我们的改革便又会回到最初。违犯政策不行，但过分拘泥更不行。然而，宋清宇们懂得“实事求是”是共产党地法宝，实事求是就是要变通，不要教条。所以，他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找到了灵活的方法，让那些在外地上班的人让出土地，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让出利益，最终实现佛耳山人人都有生存的物质条件，最终实现我们希望看到的扎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和谐。可以说，宋清宇他们成功了，而且，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会给千千万万的乡村提供一个坐标和范式。

席立新善于写大场面，警民冲突，诗社活动，工程庆典，等等等等，无不写得跌宕起伏、别开生面。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细节，那些日常的斗嘴和酒场，透着浓浓的乡间气息，扎实而又鲜活。即使是涉及官员之间的对话，作者也没有有意拔高，用那种新闻式的话语完成意义的阐释，而是回归到民间，让土得掉渣的语言呈现基层干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的现场，别有机趣。可以这样说，席立新的写作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写作，粗犷，有力，充满了饱满的现场感。无论是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还是对故事的处理，他都是粗线条的勾勒，力道深厚。然而，具体到山间景物和儿女私情，席立新却格外柔软。这是一种立体的写作，他尊重生活，所以，才会既有黄沙大漠的粗砺，也有小桥流水的旖旎。当然，这部作品并非没有问题，结构还不够严谨，人物性格有标签化的倾向，有些人物比较模糊，比如那个薛倾城，她似乎只是一个符号，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再者，佛耳山诗社部分过于繁复，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主题。然而，瑕不掩瑜，在矫情的乡村故事充斥的当下，席立新大胆直面现实、揭示问题的勇气，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理应领受人们的敬意。2011-4-29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