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项课题研究得出结论，84%的农民工希望进城定居后能保留承包地，67%的农民工希望能保留宅基地。报告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把“双放弃”（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性要求他们退地。（《工人日报》6月13日）

      既然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既然农民工进城的愿望同样强烈，那么，已经走出去了的农民工，为何还不愿意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对此，研究报告的表述十分明确：“在家乡有一块承包地，仍然是农民工家庭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看上去颇有些俨然，其实更像是一个无奈的举动，体现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一种无奈的“退守”姿态。

      农民工的“无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自身在城市扎根的不自信，再就是对于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不自信。而这些“不自信”，其实都反映出置身时代大潮中的农民工，对于自身境遇、未来愿景的不确定性。如何消弭这些不确定性，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的质量以及农民工的生机。

      先说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问题。城市管理者乃至一般论者，往往乐观看待农民工的融入城市，在制定政策或者是表达观念的时候，更愿意从数字入手，动辄就是数千万、几亿人的“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样庞大的数据演示，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抽象的快感，以及直接看到结果的愉悦，不过，却不免忽略了具体的民众感受，也遮蔽这个进程中的艰难困苦。

      犹记得去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城市主题馆播放一个农民工进城的短片，在短片中，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工欢呼城市时代的到来，竞相扑向初日一般的城市怀抱。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进城历程却远远没有艺术短片中表现的那么轻松惬意，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民工不仅仅是留下一个坚定的背影，更有一唱三叹、一步三回头的艰难和反复。

      用研究报告的话说，就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居住在较长时间里还会经历一个城乡双向流动的过程”。这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可能是阵痛，也可能是永久的伤痛。毕竟，农民工融入城市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每一波大的社会流动，从来都不会是直线流动，有欢呼者，也会有跟不上趟儿的人，不能让这些人没有了“最后一道防线”。

      再说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问题。时下，许多地方政府强力推定城市化，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但是，很多城市实际执行的，依然是断掉农民工后路的政策举措。退掉承包地自不在话下，就连祖居于此的宅基地也被强制收走。此前媒体披露过的各地“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居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留在农村的农民尚且如此，进城了的农民工更是担忧土地不保。

      农民工在进城道路上的“犹豫”，某种情况下，也反衬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上的“坚决”。只不过，“犹豫”合乎常理和人情，而“坚决”却往往是一种政绩驱使下的虚妄和冷漠罢了。事实上，这种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城市化，很难真正实现城市管理者希望出现的愿景，倒是可能制造出新的不公平、不公正。农民的利益一再受损，也注定会使其丧失“融入城市”的能力和勇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扎下根以前，不能轻易拔去农村承包地这个根。在城里“扎根”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农民工个体的一部奋斗史，在书写这部奋斗史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失败、允许回头、允许重头再来。而保留农村里的“根”的意义，正在于此，那是农民工最后的生活保障，也是前进的精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