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30 聂荣臻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

                                                        聂荣臻

    聂荣臻在“文革“中，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当时，聂荣臻的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自从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聂荣臻忧心忡忡。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动手。如果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聂荣臻，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紧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聂荣臻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蛮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聂荣臻，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聂荣臻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31 熊向晖、李先念穿针引线

 

    毛泽东逝世之后，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

    第一，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主持政治局研究治丧事宜，这是当务之急。江青却节外生枝，在会上大吵大闹，胡说什么主席是邓小平气死的，要求讨论邓小平的党籍问题。华国锋决定这次会议只讨论治丧问题。

    第二，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给华国锋打电话，说王洪文办公室直接与他联系工作，问是怎么回事？在华国锋查问之下，发现王洪文办公室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联系工作，显然是要把华国锋架空。

    第三，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信要回辽宁工作，华国锋给江青打电话谈了此事，江青当时没有反对。政治局临时开会讨论时，张春桥说毛远新应该留在北京，理由是毛主席生前许多事情是让他处理的，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他很清楚，他应该在会上作个报告。王、江、姚都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问其他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先回辽宁工作，需要再调回来。华国锋即宣布：散会！

    第四，发现毛远新与“四人帮”开小会，在清华、北大到处活动，内容搞不清楚。

据以上种种迹象分析，认为：“四人帮”要篡党夺权。于是华国锋到李先念家里谈“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在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这个职位上干了22年，是党内具有很高威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中，毛泽东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于湖北黄安(现在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为谋生，他曾学过木匠。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54年5月，李先念被调到中央工作。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并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恩来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建国后，李先念连续五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历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的保护不无关系。

 

    毛泽东去世后，老干部忧心如焚，知道时不我待，与“四人帮”周旋的时间已经不再充分了。

    当时的情况是，华国锋、叶剑英相互间并不摸底细。叶剑英只有试探，不可能向华国锋和盘托出。而华国锋不能不顾忌“四人帮”，毕竟他还没有坐稳自己的交椅。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四人，分别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人帮”占了一半。而在政治局，“四人帮”及“文革”派也是占压倒性优势。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宣布毛泽东最后嘱咐，华国锋开始是默认的，就是幻想“四人帮”会认他这个头。后来，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矛头对准了他。他知道，他这个头“四人帮”是不会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迅速拉拽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的力量，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威胁，确保自己能够顺利接班。

 

华国锋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彻底下台，于4月6日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做做样子，唯有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倒邓小平”。

就在这个时候，华人美籍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来到北京。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时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说：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17日晚上，华国锋接见了杨振宁，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天安门事件，但他没有说邓小平是后台，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周总理的。

通过这次接触，熊向晖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1976年5月底，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把自己对华国锋的印象告诉了他。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叶剑英的女婿)一起来找熊向晖。叶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熊向晖说，这个意见很好。6月7日晚，叶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地。熊向晖对叶帅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叶帅听了，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于是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

不久，叶剑英便和华国锋见了面。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叶帅又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因为叶帅觉得华国锋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叶剑英到华国锋家门口，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叶帅问华国锋：“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国锋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叶帅说：“好!”

叶帅又问：“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国锋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接着，华国锋向叶剑英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剑英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剑英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认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批孔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剑英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人不表态。

以上是参阅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熊向晖“牵线”叶剑英、华国锋》。

又有资料说：

    四人帮已公开向他挑战，华国锋也是孤掌难鸣。他必须得到政治局中尽可能多的支持，谁支持他呢？他想到了李先念，由他来粘合他与叶剑英。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是二对二，也说得过去了。

    李先念比任何人都懂，与“四人帮”文斗根本行不通。特别是邓小平又一次被打下去后，老干部在中共中央的力量已明显弱化，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与“四人帮”周旋共事。按正常办法根本就斗不过“四人帮”。老干部要想翻身，必须有一条合法的途径，这就是华国锋。但只有华国锋找老干部，不可能老干部找华国锋；华国锋因自己的切身利益联合老干部，而不会因老干部的利益挺身出来做英雄。这才有了李先念的穿针引线，有了华国锋与叶剑英一拍即合。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候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在华国锋找过李先念之后，李先念并没有马上去找叶剑英。而是把自己关在家中，经过三天的深思熟虑，在9月13日给叶帅打电话，叶帅问是公事还是私事，李先念说公私都有，叶帅说你来吧！原来“文革”中，他们被打成“二月逆流”之后，他们之间有三条协议，其中一条是互不来往。在14日找了个借口去参观香山植物园，才去见叶剑英。

李先念与叶剑英见面问好之后，叶帅即打开收音机，防止窃听，并示意用纸笔交换意见，然后烧悼。叶剑英意见：一是开会解决，政治局会上“四人帮”是少数，加上吴桂贤算半个，只有四票半；二是其他方式。这两个意见当时没有确定下来。

其间，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还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当华国锋、汪东兴还懵里懵懂的时候，李先念头脑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后，许多人感到重心顿失，被抽空一样的恐惧，前途不可测呀。汪东兴就是其中之一，他哭得像泪人似的，没有一点节制，是李先念提醒他说：“老汪，这个时候你怎能像个孩子似的哭呢？现在可是全党的非常时刻，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经得起严峻考验，不管过去有什么，这个时候要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华国锋同志刚刚就职，我们要替他考虑到各种复杂的情况。”

    李先念的这番话，自然传到了华国锋的耳朵里。要知道，华国锋上台，除了毛泽东的安排，他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力量依靠，现在李先念的表白，使他松了口气，老干部是支持自己的，是自己唯一靠得住的。所以，华国锋在依靠“四人帮”的支持破灭后，首先想到的是李先念，由他来传递信息，粘合他与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阵线的关系，达成默契。

    李先念将与叶剑英谈话结果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当时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但如果没有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他不敢动“四人帮”；叶帅当时被迫“养病”处于半休息状态，如果没有华国锋等在位的领导人同意，无合法地位，问题也不好解决。

    当时，想搞掉“四人帮”的是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另一个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阵营各在自己的道上行驶，互相犹豫，互相提防。如果不联合，事情不可能搞得成功，而联合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中介，这个人非李先念莫属。

    李先念再次推开叶剑英西山的家门，真正把事情摊到桌面上，叶剑英反问他：“他真的敢干？”

    李先念说：“这不是闹着玩的事，这事华国锋是考虑成熟的，具体由汪东兴来执行，中央警卫部队足够了，不需要打草惊蛇从外面调动部队，杀鸡焉用牛刀嘛，牛刀还不如杀鸡刀快嘛！但有一点应该抢在前面，就是军队必须稳住，采取行动后，要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内讧。‘四人帮’在军队中不是完全脱节的嘛！”

    叶剑英想了想说：“现在中央军委的工作由陈锡联在主持，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

    李先念干脆地说：“没有必要让他参与，他是什么态度管他呢，毕竟名还是你吗，这足够了，先我们几个干，然后开政治局会议，一个个表态，谁不赞同就抓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不能心慈手软。”

    这么一说，叶剑英才觉得是可行的，便对李先念说：“你可以告诉华国锋和汪东兴，我坚决同意他们的意见。”

    9月26或27日，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三人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密谈。

    华国锋说：“‘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中国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说：“‘四人帮’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了，怎么解决好？”

    李先念说：“一是抓，一是开会选举党的主席，看他们是什么态度，然后一个一个地逐出中央。”

    吴德说：“开会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问他：“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

    吴德悟到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我们的中央委员很多是造反派。

    随后，他们三人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他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李先念和吴德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三人商量到第二天凌晨5点，最后一致意见是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华国锋说这是最后决定，具体细节以后再研究。李先念请叶帅与军队领导人特别是汪东兴、吴忠等打招呼，解决北京卫戌区与中央警卫团的问题。

    国庆节后，华国锋频繁的跟吴德密谈。10月2日，第一个是谈汪东兴。吴德说汪东兴是反对“四人帮”的。1975年毛主席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不见江青，江青就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找张玉凤去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送礼，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觉得不能跟毛主席谈这样的问题，只好向中办主任汪东兴汇报。汪东兴后来对吴德谈过此事。所以吴德对华国锋讲汪东兴是可靠的。

    后来，华国锋便多次与汪东兴研究隔离“四人帮”的具体细节。

    华国锋与吴德谈的第二个人是卫戌区司令员吴忠。华国锋说：“北京不能乱，一乱全国都乱，你和吴忠要负全责。”华国锋又说：“叶帅谈到昌平坦克某师的问题，张春桥的弟弟张某某在总政宣传部工作，经常去坦克某师活动。我说我与吴忠去研究对策，吴忠是可靠的。”

    之后，吴德与吴忠谈坦克某师的问题，吴忠说请华国锋与叶帅放心：卫戌区的坦克数量加起来比一个坦克师还多，加上大量反坦克火炮，可保证坦克某师进不来城里。但调动部队要经军委批准。

吴德将他与吴忠谈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汇报后，华国锋要他去找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曾将《光明日报》的《按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给华国锋看过，说这是一个讯号。

10月2日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帅坚定地说：“对!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送走叶帅之后，汪东兴召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来到南楼办公室，汪东兴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们在汪东兴的办公室一直研究到3日凌晨4时，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

10月3日和4日，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

10月4日上午，武健华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汪东兴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亲自到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

 

    10月4日晚，吴德去找陈锡联，陈正与杨成武谈话，等杨成武走后吴德才说华国锋要他来谈动用卫戌区部队的问题。陈锡联当即打电话将吴忠找来。十分钟后，吴忠来了，陈锡联当面指示吴忠，按华国锋的指示，与吴德一起商量动用部队的细节。

    吴德和吴忠两人商量了具体计划后，于5日，派部队加强了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机场、车站等要害单位的警戒，加派师团干部掌握，还派警卫部队对清华、北大外围进行戒备，预防“四人帮”煽动学生上街游行闹事。

    当晚，吴德向华国锋汇报了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及卫戌区的部署，华国锋说他与吴忠、汪东兴都谈过了。华国锋还通报了叶帅与苏振华、汪东兴等军方领导人打招呼的情况。

    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决定6号晚上动手。

    事前决定，中南海之内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之外由吴德和吴忠负责。

于是，在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了通知：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10月6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吴忠指挥卫戍部队对首都采取内紧外松的戒严措施，确保了局势稳定。并在中央警卫团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同时，协助警卫团将姚文元抓获，还同时亲自带人将“四人帮”的干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抓了起来。此后，吴忠又为搜集上报“四人帮”的罪证做了很多的十分重要的工作。

    (后来，吴忠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对吴忠的结论是：“经审查，吴忠同志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