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遏阻滥发津补贴数千万的权力自肥   刘效仁
4月开始，武汉市直行政单位清理公务员津补贴，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去年中纪委等六部委对广州、武汉等六地市公务员津补贴进行检查，发现不同程度存在滥发。其中一市直部门被要求清退的津补贴共有残保征收奖、社保压欠奖、组织收入奖等十多项计八九百万元之巨。有的公务员希望不退款，只是以后不再发。也有人撰文称会影响工作积极性。“下降幅度过高，可能导致部分法官面对外界不良诱惑抵抗力下降，甚至自行寻找其他‘创收’，势必危及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 （ 2011-05-03 新京报）
作为一个事业单位，一个毫无收款权自然也十分清寒单位的职员，尽管也知道一些有权有势的政府机构存在着滥发津补贴的现象，但武汉公开的事实还是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想象。据复旦大学孙琳教授的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补贴名目达300多项。这些项目完全是权力自肥，随心所欲的结果。武汉某市直单位多个奖项的设置，表面上是工作业绩与收入挂钩，事实是把职分当成了分肥的筹码。只要完成一项征收任务，就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为多多分配，不惜巧列名目，什么“社保压欠奖”“征管系统上线奖”，以及“两型机关建设奖”等等。
由于涉发津补贴数千万的钱主要来自预算外收入，无形中就激活了一些权力机关的“三乱”行为，千方百计搞违规“创收”。武汉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21.78亿元。一份决策内参则称，该市行政收费多已经在社会各界形成普遍共识，“路桥费多而杂、人为设置‘罚款陷阱’等现象大量存在。”其结果不仅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导致政府职能异化和公务员角色错位，且直接侵害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中低收入者利益被剥夺，进而形成马太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
预算外收入失控，故然是奖金津贴补贴发放失控的原因之一，而公务员财产一直不能公开化，也为暗箱操作，权力自肥提供了空间和便利。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工龄，只是所在的单位性质不同，工资福利待遇竟然相差数倍。其实质即是通过分配渠道，将国有财产装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这种严重的分配不公，由于暗箱操作很难受到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事实上，一些权力机关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反过来又成了财产公开法案出台的重重阻力。他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先富状态”。作为决策群体的一员，自然会阻滞收入阳光法案的出台，这是我国财产公开法十多年一直难产的直接原因，亦是分配制度改革进展迟缓的重要因素。宁波市海曙区一法官撰文称，清退滥发的津补贴，“法官收入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下降幅度过高，可能导致部分法官面对外界不良诱惑抵抗力下降，甚至自行寻找其他‘创收’，势必危及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此次武汉清退，亦有部门公开写报告喊冤叫屈，希望得到“照顾”。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高收入的部分是“非法所得”，是“不当得利”，居然以为清退了灰色收入少了，不利于司法廉洁，或申请照顾。足见，光靠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觉醒，包括权力机构的自查自纠完全靠不住。有必要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清退滥发津补贴的热潮，因为，从六部委派出检查的结果看，武汉滥发情况还不是最多的。有必要管住预算外的收入和支出，更有必要从公开公务员收入入手，开启中国财产阳光法案的新里程。因为，仅仅靠一次清理，很难割掉权力自肥的毒瘤。
http://news.bjnews.com.cn/2011/0503/1174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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