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赵家楼章宗祥挨打
大世界陈独秀被捕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京的“总统府”里，还显得十分平静。
总统徐世昌正忙于午宴。这位徐大总统是在去年九月登上总统宝座的。那时，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与孙中山对抗，在北京组建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徐世昌此人，二十四岁时便与袁世凯结为金兰。此后中进士，当上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东三省首任总督。袁世凯得势时，他成了袁政府的国务卿。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成了北洋军阀元老，顺理成章成了大总统。
徐大总统设午宴，为的是替章宗祥洗尘。章宗祥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日语纯熟。后来投奔袁世凯门下，当过袁世凯总统秘书，大理院院长。从1916年6月起，改任驻日公使，参与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三天前带着一个日本小老婆从日本返回北京，向徐大总统密报与日谈判内幕。徐大总统颇为满意，故为之洗尘。
午宴只请了解对日谈判核心机密的三位要员作陪：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
钱能训乃国务院总理，当然参与机要。陆宗舆为制币局局长，因他是前任驻日公使，多次与日本外相密谈，所以也成为陪客之一。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田大学政经科，与日本政界有着瓜葛。自1913年12月起任驻日公使。此后，由章宗祥继任公使。
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因为他也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就读于日本早田大学、东京政法大学，熟悉日本事务。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长，参与对日秘密谈判。
这五个人：一个大总统，一个国务院总理，加上三个“日本通”。
席间，杯觥交错，眉飞色舞。尤其是在章宗祥悄声讲起对日秘密谈判的新进展时，举座皆喜。
正当兴高彩烈之际，承宣官忽地入内，在总统耳边悄然细语，总统脸色徒变。承宣官走后，总统徐世昌只得直说：“刚刚吴总监来电话报告，说是天安门外有成千的学生，手执白旗，高呼口号，攻击曹总长、陆局长、章公使。请三位在席后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为学生即将游行。润田、闰生、仲和三公，请留公府安息，以安全为重。”
徐世昌提到的吴总监，即警察总监吴炳湘。润田、闰生、仲和，分别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号。
徐世昌的这几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下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额上都沁出了汗珠。
曹、陆、章各怀心腹事。前几天，他们已风闻，学生指责他们为三大卖国贼。
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宗舆1915年在北京跟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谈判而成。
章宗祥为北京政府的驻日公使，他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当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章宗祥竟表示“欣然同意”！
章宗祥在四月份从日本回国时，在东京车站有中国留学生三百多人，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国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扔去。 巴黎和会会场
五月一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披露爆炸性消息：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曾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意大利总理组成的“四人会议”所否决。
五月二日，广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刊载徐世昌的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文章，透露了中国政府在巴黎的外交惨败。
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游行队伍奔向天安门
消息传出，北京大学一片哗然，北京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于是，五月四日中午，就在徐世昌“欢宴”曹、陆、章之际，五千多北京的大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发出愤怒的呼号：“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徐世昌离席，要国务总理钱能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
总统、总理都忙着去下命令，午宴半途而散。
匡互生是湖南邵阳人，1891年生，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受革命党人影响而立志革命。
1915年秋，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北洋政府时期，民族危机日重。为反对政府卖国、列强侵凌，北京学生曾作过几次请愿，然而不是受恫恐而退，就是被军警驱散，并无结果。匡互生深感若无坚强团体领导作坚毅之斗争，绝无胜利可言，于是约集志气相投的同学，组建了“同言社”，以练习辩论为托词，防止当局干涉。“五四”前不久，“同言社”扩大为“工学会”。
1919年5月2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来，激起各界同愤，北京的学生首先奋起抗争。
5月3日晚上，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定4日下午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
当晚深夜，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北角的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
匡互生说：“过恭而敬的请愿，不但未能感动当局，反而遭呵斥驱赶至殴打，今次务必以暴对暴，血钟不响，民众是不会从沉睡中醒来的。”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以暴对暴”的方案，以暴力惩罚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为日作伥的卖国贼。 匡 互 生
大家分头准备各自的任务：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住址和行踪；有的去准备放火用具；有的去设法搞到曹、章、陆三贼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准备旗帜和标语。匡互生誓言要作“流血大牺牲”。
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也正是初穿单衣的初夏。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得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的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今天，像这种闲情逸致不仅是无从想起，就连热尘黄土的飞扬、扑面也无人注意拂掸。快近十点钟时，阳光渐热，学生们额汗蒸发。在诺大的广场上，白旗舞动，与正面宽大的褪色的红墙相映，另是一番景色。
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后来为蔡和森所提出），所以大标语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铲除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这样的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
到会的都是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到会人数在五千人以上。
除青年学生外，陆续而来的旁观者也不少。那些围在学生群外面，跟着学生行列忽断或续向前走的一些市民，对学生示威游行富有同情心，并且满怀热望期待着学生们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动。
一位学生站在一张方桌上演说。四周围满了一层层的人群。那时没有扩音器，人声嘈杂，很难听清讲的是什么，但大意是了解的，与各学校所写的标语上的要义一样。到会的人对于大会的开法有争执，主要是要有什么样的活动，要对卖国的军阀、官僚怎样表示、怎样示威，及至有人提出先往日本公使馆去的提议宣布后，大家高叫赞同。
学生队伍游行开始了。他们首先向东交民巷进发，为的是让外国知道中国人民的意志，要求他们改变在“巴黎和会”上所作出的牺牲中国的决定。学生们沿途散发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传单中说：“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五千多人行列，几个人一排的横排队伍前后相连，最后面的还在正阳门口，而前队早已在东郊民巷的西口与美帝国主义所雇用的巡捕相对而立了。
学生们高呼着口号，路旁与从前门大街、东西车站挤来的市民争上前来围观。军阀政府派来的军警尽力把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让他们与学生大队接近。学生队伍受到帝国主义雇用的巡捕和中国军警的阻挠，被迫退回原路。队伍只好由离西口不远的一条路，穿过御河桥，浩浩荡荡转向东单牌楼走去。
匡互生振臂高呼：“这都是国贼治国的恶果，找曹汝霖算账去！”
“走啊”万众响应，人流向赵家楼曹宅开进。 曹汝霖
在学生队伍左右，每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制服的军警持枪随行。
东单牌楼以北，这时正是行人拥塞、热闹的地方。已近午后三点钟了，天气愈热，尘土飞扬，而大街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大人、小孩，他们都十分注意这突来的学生游行队伍。
“干吗的？学生们这一大片！喊的什么？轰轰的听不清。”一位花白胡子的瘦弱老人，在一辆人力车上与年青的车夫对话。
车夫早已停住车子，等待游行大队通过后方能横越大街。他紧拧着浓黑眉毛，大声说：“您老耳朵不中用了，没听见这是要‘誓死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吗？青岛！青岛在山东，是咱们中国的！”
“噢，怎么，为的收回青岛？……对！对！青岛是好地方，我走过的，走过的，那还是光绪末年，德国人修的铁路到了济南，……日本人又夺了去！哎！打不过人家，可怎么收得回来啊？”
青年车夫愤愤地道：“有汉奸里应外合便不好办，学生们这就是要先与汉奸算账！”
北京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初夏，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踩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进来。在闷热的空气中，大家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的高喊口号，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帽、手绢一齐挥动起来。
从东单向北走了一段，转向东去，再穿过两条巷子，方才走到一条不大宽敞的胡同口，学生们蓦地看见横钉着兰底白字的“赵家楼”三个字的磁牌时，大家的眼前突然雪亮。
曹宅大门紧闭，门前几十个军警全副武装，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处死曹汝霖！”同学们边呼口号，边将标语小旗掷进宅内。几个同学冲破军警防线，擂打大门，军警挥舞棍棒驱赶，有些学生被吓住了，甚至准备撤退。
此时，匡互生后退几步运足气，突然前冲，猛力一跃，抓住围墙上的窗口，掰断铁栅，挥拳捣碎窗玻璃，顾不得手上鲜血淋漓，纵身跳进宅里。其他几位同学紧跟其后，也跟着跳了进去。匡互生招呼同学，搬开顶在门上的木棒、石块，打开大门。
这时，传来了学生们的喊声：“冲进里面去！……”
接着又有人喊：“冲进去了！冲进去了！……”
章 宗 祥
却说躲在总统府如坐针毡的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于是，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了总统府，走小巷，拐胡同，到达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邀章宗祥入寓小憩，两人下车，门口站着数十名警察。一问才知是警察厅派来的，为的是防止学生闯入曹宅。
曹汝霖见有那么多警察守卫，也就放心了，跟章宗祥步入客厅，沏上一杯龙井茶，慢慢品尝。
一杯茶还未喝完，嘈杂之声便传入耳朵，有人入内报告，学生游行队伍正朝此进发！
“不要吃眼前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曹汝霖对章宗祥说。
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躲进了两间房子的夹层箱子间，屏息敛气，不敢稍动。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
游行队伍来到了赵家楼，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上去交涉，要曹汝霖出来，他怎么也不肯出来。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杆把沿街一排房屋上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大家又把地上的瓦检起来，扔进院子里去了。学生中有两上身材很高的同学，一个叫匡互生，他首先从临街的窗口冲进了曹宅。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许多学生蜂拥而入。
大家一哄而入，可找不到人，学生们便砸东西。打了一会，有许多人从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座花园。首先打到了两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房中。学生们走出女儿卧室，转到了曹汝霖的卧房。在曹汝霖的卧室内有一个日本妇女，大家不知道她就是曹汝霖讨的日本小老婆，只以为是日本人，就把她保护出去，并未挨打。过了一会，众人搜到了曹汝霖的父亲和另外的姨太太。大家不约而同地骂他父亲：“你为什么养出这么一个卖国的儿子？”有位同学还给那个姨太太赏了两个耳光。学生们问：“曹汝霖在哪里？”妇人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
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众人也把它捣毁了。匡互生拉过同学周予同说：“曹贼不知去向，就把这卖国作恶巢穴烧了。”两个穿长衫的学生（都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一个是俞劲，他们拿出带在身边的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着煤油，一人低声说“放火”。他俩进入四合院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着，霎时浓烟冒起。顿时室内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章宗祥在锅炉房内，听到上面起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拳打脚踢，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有一个学生用棍向他后脑打了一下，章宗祥即倒在地上装死。这时在曹宅的日本记者抱起章宗祥，到了后门外的杂货店，塞藏在床底下。
匡互生在前，十几个同学在后，赶来了杂货店，将章宗祥从床底下拖出，发现不是曹汝霖，便追问是什么人，章宗祥依然装死，吐着白沫不回声。
不久，大批军警赶来了，用武力把群众驱散。学生们正要整队出去，军警说他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离，剩下少数想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有32位同学被他们逮捕了。
惊魂未定的曹汝霖及其家人，被送往饭店暂住。遍体鳞伤的章宗祥被送往医院，保住了一条狗命。 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街头演讲的学生
许德珩和易克嶷被捕后，军警故意侮辱他们，把他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了，陆续被抓到监狱来的有各校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共计三十二人。
晚上，学生们在三院礼堂开会，礼堂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蔡元培校长也到了会。他对同学们说：发生这种事，他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多个学生保释出来。蔡元培联合各高等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听说，本来当天要放的，因为这一保释，引起了政治上派系的猜疑暗斗，反倒不放了。三天后，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北洋政府害怕学生再闹别的事，就把人放了。
北大学生郭钦光，患有肺病，因游行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大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五月九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
三十二人被囚在一间监房里，其极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坑，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时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来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窝头。
当晚，许德珩极为愤怒，口占了两首诗：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许德珩(1890-1990)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匡互生回到学校，有30多个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匡互生闻讯大恸，慷慨言道：“火烧赵家楼的责任在我，愿独负责任，决去自首，毋使累及学友，毋使学友牺牲。”周予同等“工学会”会员一致恳切劝止：“尚有艰巨斗争在后，来日方长，工学会不可无君，留此身以待。”他勉强允以说：“当筹谋营救被捕大众，若是不成，决然自首，以换取学友之自由。” 匡互生(1891-1933)
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北京专科以上的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宣布罢课的理由说：“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捕，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休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
清华学堂的学生从城外赶来参加，共同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上街游行。“五四”当晚，她们全体都聚集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去一同坐牢。
北京学生被捕后，李大钊积极营救，同时他向学生们指出：“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之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民众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五月六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出席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高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文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等。
张国焘在会上发表了愤慨激昂的讲话，发誓要与反动军阀政府战斗到底。瞿秋白也发表了讲话，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文质彬彬……
北洋军阀政府也在开会，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段祺瑞说：“对于闹事的学生决不姑息，一定严办。再有学生上街闹事，格杀勿论。”王怀庆支持段祺瑞的意见。
五月七日上海各界2万多人集会支持北京学生
徐世昌说：“我认为民众的力量不可轻视，且有燎原扩大之势，如果再加以高压，将如火上加油，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我主张释放抓来的学生，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冯国璋表示同意徐总统的意见。
五月五日，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事诸人，依法严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派人慰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
孙中山在广州发出通电：“学生无罪！被捕学生必须尽快释放！”
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要求对政府投不信任票。
段祺瑞眼见大事不妙，若再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失败。北京政府深恐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各界将有更大的举动 ，为了缓和各方情绪，军阀政府不得不于五月七日午前，将被捕的三十一名学生和一名市民全部释放了。
军阀们把这次学生运动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归罪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学生出狱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一再威协他，要他严加管束学生。蔡元培同情学生运动，而又不愿学生闹得过火。可是学生运动还是继续，学生还是日夜不停地到街头讲演。蔡元培在这种情况下，于五月九日，留下一封谜一般的辞职信：“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离京走了。
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六月三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在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
段祺瑞和徐世昌在一起商量对付学生的办法。警察总监吴炳湘进来报告说：“学生还是大批上街讲演，阻止不了。”
段祺瑞气愤地说：“你们不会抓人吗？” 段 祺 瑞
“抓了，”吴炳湘回答，“已抓了两千多人，监狱已经容纳不下了。”
“凡是上街闹事和进行煽动的，统统给我抓起来！”段祺瑞说。
“是。我们已准备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关上六七千人不成问题。”
到了六月四日，当天就逮捕了学生七千余人。
徐总统的秘书进来报告：“总统，接到消息，南京、上海、武汉、浙江、山西、湖南、福建、两广等地的学生都起来闹事了。上海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上海自来水公司工人已罢工，上海全市已没有水用……”
徐世昌一听这话，脸色大变。他在办公室内来回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对警察总监吴炳湘说：“撤退北大军警，释放抓来的学生。”
“是。”吴炳湘走了。
全国各城市罢工、罢市之举，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国家已进入混乱状态，而北洋军阀内部也互相倾轧，段祺瑞政府感到事态严重，被迫于六月十日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下，不得不去电巴黎，命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同时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复职。
但学生们对军阀政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此进一步要求段祺瑞辞职，要求向全国学生道歉。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各地学联代表三十多个单位，及来宾黄炎培等共有数百人参加，选出执行委员、评议委员会及月刊编辑委员会。这样，全国学联诞生了。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五月九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后，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一身。”
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五月九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五四”运动胜利落幕，学界与舆论高度评价匡互生：“抱十分牺牲心无一毫利已之五四发难之硬汉”，“真爱国壮士”。
匡互生当年毕业后，回湖南长沙任教，与毛泽东结为知交，联手“驱张”，加入“新民学会”，还一起创办“文化书社”。
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表现非常激进。他的性情一贯地急燥，他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
有一天，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在夏夜里，陈独秀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掉。他们印完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陈独秀和高一涵来到公园，在一张茶桌旁坐了一会，就坐坐走走。见有的茶桌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在座，他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回到原桌上来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直陈独秀和大家高兴。
第二天，六月十一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浪。
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五位客人正在那里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北大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足，天色也已黑下来。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是个热闹的地方。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只见他们进了大门，几条黑影跟在了他们后面。
因为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到，因而今天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都暗布下了许多军警密探。陈独秀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到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
“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但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纸片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出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窜出一个人来，对陈独秀说：“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猛地，那人大声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当时就把陈独秀扭住。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古脑儿从天桥撒下，登登登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他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发传单呢。高一涵忙走过去告诉邓初：“陈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喊，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离。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女人惊讶的声音。 陈独秀在此被捕
“开门！”门外传来粗鲁的命令声。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大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北京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来往信件，都落到了警察们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他找来了北大德文班的学生罗章龙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通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于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评击北洋政府。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被捕去了，我们对他应该要表达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贤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贤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侥幸的是，陈独秀到大世界撒传单那天晚上，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争夺时，陈独秀落在警察厅便衣暗探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押到警察厅去。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祺瑞的嫡系段芝贵，他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中，就有可能被杀害了。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后来，安徽的几个老乡马伯通、姚永林、姚家概等用书状要求保释。慑于重重舆论的压力，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京师警察厅释放了他。
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获释，热烈欢呼，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你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李大钊还是大讲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则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里躲了起来。胡适听到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他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什么“过激派”。他后来就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仍住在北京北池子寓所，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一天，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叫周恩来。《觉悟社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几个月之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
那是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发亮，约莫四十多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但陈独秀虽然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
陈独秀出狱后，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几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作了报导并摘要刊登了他演讲的重点。报上的报导有：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选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派了警察在陈独秀家门口“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陈独秀是一月下旬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二月二日离沪到武汉，八日晚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
在北大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警察已在陈家门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以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
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跟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候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第二天，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帐房先生”已经坐在车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棉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了骡车。
陈独秀坐在车子里头，李大钊坐在车沿上。一路上碰见车警检查时，都由李大钊对付。李大钊为了避开反动政府的追踪，先同陈独秀回到乐亭县他的老家。
当他们的骡车前进到狭窄的黄土道上的时候，李大钊看看四旁是辽阔的田野，没有什么行人，就对陈独秀说：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对！”陈独秀心情兴奋，“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说。
“好，就这样办！”
这就是“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他们一路谈得很高兴。路程虽长，他们却忘记了疲劳。到了乐亭县大黑坨村，在李大钊家休息了几天后，他们又赶往天津。
进入天津，他们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了好主意。
在码头上，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心中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李大钊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他会见一位苏联友人，相互交谈一些对革命的看法。李大钊希望能和列宁领导的苏联取得联系。但这次会见却被反动政府当局觉察了，第二天当地的一家报纸，就登出了耸人听闻的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李大钊马上通知陪同他去会见苏联友人的几个朋友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附：挽联两幅：
安徽学生在追悼六二惨案中遇害爱国学生时，有如下两幅挽联：
安徽学联的挽词：
倪道良烺可杀，马联甲可杀，昧良刘赵更可杀，大敌当前，唤醒国魂此雄鬼。
省议员无耻，法官无耻，助恶土类更无耻，人心不死，誓拼热血溅群魔。
安徽省教育会的挽词：
无端麟凤供炰脯；如此江山待拔除。
参阅资料
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2.俞 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3.沈尹默：《我和北大》
4.杨 晦：《五四杂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4笔记)
5.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载《文史资料选辑》61辑
6.黄真 姚维斗：《李大钊的故事》 (1981.4.11笔记)
7.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1出版 (1997.02.26)
8.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1971.3.13 2001.8.10)
9.周新民：《五四时期的安徽学生运动》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6笔记 2001.12.2)
10.《“五四”发难之硬汉匡互生》陆茂清/文《文摘旬刊》2004.11.12
原载《党史天地》2004.10 (2004.12.05)
11.《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俞劲》王立翔/文《作家文摘》2005.7.1
原载《纵横》2005年第5期 (200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