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琢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这类思考无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无论何种主义或革命，只要最终以对抗性的形式决出胜负，那么，力量原则就是首要原则。然而，从参加革命开始，毛泽东自始自终都是弱者，总是在以弱胜强。当毛泽东的以弱胜强成为一种规律或必然时，我就非常关注这种规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一个组织的力量，与这个组织的规模（人数）和组织所拥有武装（武器、技术等）当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组织方式。

　　在管理的五个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中，计划、指挥、协调可以说是人的本能，中国人基本上是无师自通。中国人最忽视，或者说最无法把握的是组织和控制。

　　把握了组织和控制的精髓，就很容易成就大企业。

　　孙中山倡导革命有年，并且发动多次起义，但国民党一直非常松散，是个有主义无组织的政党。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讲：“我们以共产党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了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

　　毛泽东受到孙中山关注和赏识，就是利益于国民党第一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因此，在国民党内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竟然得到孙中山的亲自提名，当选国民党第一届候补执行委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工作，领导国民党在上海地区的改组工作。毛泽东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提出国民党重新登记的工作，否则，就有承认其党员资格。当时，国民党元老谢持非常不满，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你这个毛头小伙子算什么？我谢某从同盟会就追随孙总理进行革命，那时候你不知在哪个角落呢？现在竟然让我重新填表，审查我？我就是不干，不填表，不登记，看你能把我怎样？”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省级基层组织就是毛泽东建立的。随着，基层组织进一步向下延伸，建立湘区委员会，然后在长沙、安源、衡阳等学校、工厂建立基层组织。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后曾任组织部长。当时的组织部长与现在的组织部长不同，是把工人和党员组织起来。

　　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多数人有理论，有宣传鼓动能力，但唯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所以，在有组织的对抗中，他们成为最后的领袖也就不奇怪了。

　　共产党早期组织过一些起义，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种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如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最后有胜利者，秋收起义可能在历史上不值一提。但是，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却是中共历史上的分水岭。

　　“三湾改编”把秋收起义时的四个团改编为一个团，这就是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的兵马。但是，这支部队的力量却不能以人数来衡量，因为“三湾改编”确定了“支部设到连队”这个独特的组织方式。这个组织方式使得共产党的军队特别有战斗力。即便是现在，中国仍然社会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尽管我们对这个组织低效、腐败等产品是有诸多抱怨，但只要遇到紧急情况，它仍然是最高效的组织。

　　“打土豪，分田地。”类似的口号，多数人提出过，但有多少人能够像毛泽东一样把农民组织起来。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这文章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的视角多么独特。当社会主流观点是农民运动“糟得很”时，毛泽东看到了“农会”的力量。因为“农会”的存在，农民组织起来了，就可以与士绅、地主们抗衡争取利益，并且也可以改造自己。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蒋介石改造了中国的上层，毛泽东改造了中国的基层。其实，中国的上层从严就是有组织的，而基层从严就是缺乏组织的。毛泽东的改造才是对中国社会最彻底的改造。

　　因为毛泽东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所以“土改”后的农民与任何朝代得到土地的农民都不一样。“红区”地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强大的后方，这就是有组织的农民。

　　分散的农民是没有力量的，但只要农民组织起来，就有力量。

　　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方式更特别。我曾经说过，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毛泽东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对世界军事史的贡献，因为他发现了“以弱胜强”的规律。

　　战争是力量的对比，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么本身力量足够强大，要么弱者通过有效的组织变得强大。

　　无论与地方军阀、蒋介石、日本、美国对抗，毛泽东都居于弱势，但最后的胜利者总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方式，既不是弱者的组织方式，也不是强者的组织方式，我称之为超级组织方式，比如“地方部队＋野战军”的组织方式，比如运动战的组织方式等，这些都是以弱胜强的规律性东西。

　　事物的质变有两种方式：一是量变的积累达到临界点引发质变；二是结构的变化引发质变。如同为碳元素，原子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形成石墨、金刚石、碳20，其差异之大令人惊奇。

　　企业的力量同样有两种源泉：一是规模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做大；二是结构的变化，即企业组织方式的变化。

　　多年来，规模的变化一直受人关注，却极少有人关注结构的变化。

　　我们常见的企业组织方式有两类：一类是小型企业的组织方式，反映在营销组织方式上就是“单帮”模式，这类组织毫无专业可言，是基于人类本能的组织方式。所以，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小老板们基本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类组织方式；第二类是大企业的组织方式，即基于分工的团队模式。只有受过专业训练，才能设计这类组织架构。

　　“单帮”模式的个体效率很高，但组织效率非常低。基于专业分工的团队模式，实质上是官僚组织模式，这是一个降低个体门槛和回避组织风险的模式，远远谈不上高效模式。但对于大企业来说，回避风险可能比高效更重要。

　　如果一个企业想快速做大，那么，上述两类模式都不适用。毛泽东的军队组织模式值得借鉴。

　　我现在接手的企业是一家小企业，正在成长为一家中型企业。其组织模式是典型的小企业组织模式。

　　如果我想快速做大，怎么办？

　　一种办法是模仿大企业的组织模式，非常多的企业正是这样做的。但我非常清楚，如果你不是一家大企业，却在模仿大企业，那么，你可能死得更快。这正是目前很多想做大的企业面临的悖论：如果不做大，那么迟早会死掉；如果想做大，那么可能死得更快。

　　另一种办法是找到第三种组织模式。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军队组织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把握需要极高超的艺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组织模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组织模式，组合方式永远在不断变换，部队永远在不断调动。像“四渡赤水”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在“瞎折腾”。当毛泽东大范围调动军队时，那些迈开大步快速行军的士兵可能会有牢骚，但只有等战争结束，或许才稍稍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