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两进北京城 (3)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赶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危，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起程出洋。
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回到长沙，住在长沙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
1919年的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他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他为了大力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四处奔走，日夜操劳。
1919年，时任京都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剧作家吴祖光的父亲），接待了他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易培基。易培基以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教员的身份为总代表，学生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赴京。吴瀛把他们的食宿安置在北长安街的“福佑寺”内。
吴瀛的舅舅庄蕴宽当时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长，并一度代理平政院长，有平衡政治的职能。吴瀛请庄蕴宽接见了易培基与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龄，他痛陈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恶行。庄蕴宽被毛泽东滔滔不绝的口才深为打动，即去找关系甚佳的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院代总理靳云鹏。经庄蕴宽斡旋，徐世昌出面谴责，命令对张敬尧褫夺军职。靳云鹏则表态说：“政府愧对湖南”，对张敬尧谎报政况请示增兵予以驳斥。有了徐、靳二人态度之后，庄蕴宽立即派人通知赵恒惕出兵驱张。赵恒惕率领南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湖南。张敬尧望风而逃，并遭全国通缉。
毛泽东为驱张呕心沥血，日夜奔走。当时其父毛贻昌在韶山病逝，毛泽东放弃回家奔丧，终至驱张成功。这也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起点。
毛泽东和易培基来北京后找到吴瀛，固然因为易培基和吴瀛是同班同学，然而更深一层的关系是，湖南长沙师范另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教师李青崖是吴瀛的姐夫。毛泽东进京驱张，李青崖、吴琴清夫妇是重要策划人。
毛泽东又来到北大，李大钊在红楼满腔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他们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大家读书和讨论。为了帮助毛泽东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邓中夏给他借来当时能找到的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还有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用这一方法论更深入地思索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和毛泽东之间的来往也更多，他们都向往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两人商量了等到条件成熟时，要组织“留俄队”，让有志青年去十月革命的故乡勤工俭学，学习俄国革命经验。
王光祈，四川人，1915年，他一边在北京清史馆任书记员，一边在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7年5月，经人引见，王光祈与北大教授、《晨钟报》主编李大钊相会，彼此一见如故，甚为投契。
1918年夏，王光祈从中国大学毕业。同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人讨论由王光祈起草的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意见书。会上推王光祈为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处主任兼会计，李大钊为编译主任。这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李大钊介绍毛泽东与王光祈认识。王光祈见毛泽东虽不是大学生，在图书馆的职位又特别低微，却特别勤奋好学，志向远大，是难得的好青年，因此毅然介绍毛泽东加入中国少年学会，随后又介绍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等人入会。
1918年冬，李璜从上海来北京找李石曾办理留法勤工俭学的手续。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先来看望王光祈。王光祈先安排李璜在李大钊家住下。第三天，李大钊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约请部分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吃烤鸭。
这天，先到的有李大钊、李璜、易克疑、邓中夏。最后等王光祈匆忙赶到后，李大钊才请大家入座。席间，王光祈对李璜说：“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者，树立风范，徐图进展。少年中国学会所以标出坚忍、奋斗、实践、俭朴四大立身标准，其意在个人生活有别于旧社会，然后始能言改革社会，而有所创造也。”
在大家酒兴酣，王光祈谈兴正浓之时，毛泽东、赵世炎走进来了。王光祈连忙站起来给李璜介绍说：“毛泽东、赵世炎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你将往，甚喜，愿一谈。”大家在边吃边谈中，才知道是王光祈事前专门约了毛泽东、赵世炎来与李璜见面，以商谈赴法留学事宜。
李璜等人赴法国的船期还有两个月，李石曾要他们先进留法预备学校，学一点粗浅的法文。王光祈约毛泽东、赵世炎也到预备学校听课。
一天，王光祈参加北京女高师学生李晟的追悼会归来，他心情沉重，深有感触：这位高材生因经济困难而自杀，令人心痛。王光祈苦思了一夜，想出个寒士能读书的主张，他要仿效蔡元培、李石曾发起勤工俭学的方法，成立“工读互助团”，使有志青年通过为社会服务而获得研究学术的机会。毛泽东支持王光祈所搞工读互助团，并表示愿协助王光祈。于是，王光祈便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陶孟和、陈启修等人，发起组织了工读互助团。
在王光祈的积极筹备下，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它的酝酿地点是两个地方：国内是北京，周太玄和王光祈在这里；国外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后来东京同人回国。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学会”的发起人是李大钊、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七人。李大钊比其他人大七、八岁，他非常“爱才”，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非常高兴，并给予鼓励。他为人宽厚，大家都很尊敬他。年青人决定什么，都要找他商量。众人都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李大钊遇着讨论问题时，总是说：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研究学问总是好的。
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主任，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周太玄当文牍。大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来世风气。”
“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口号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扑”四个信条。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有下列几种人：
一、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略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校进步学生。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有：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高君如、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邓中夏、赵世炎、张闻天、沉泽民、杨君健、王光祈、李达（鹤鸣）、许德珩、章廷谦、孟寿春、周太玄、周炳琳、左舜生、余家菊、曾琦、李璜、康白情、郑伯奇和徐彦之等。五四前，会员约有六七十人，五四后，会员发展到一百零八人。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主编。
学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人都是评议员。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就出现分裂现象。形成了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有李大钊领导；另一部分人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他们成了《醒狮》派，曾琦后来又成了青年党的首领；还有一些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1920年1月，王光祈准备赴德国留学。出国前，王光祈与毛泽东、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为工读互助团募捐。毛泽东这时在上海以接洗衣服维持生活。王光祈虽准备动身出国留学，其路费是同乡、同学魏时珍支付。毛泽东和王光祈都是穷苦学生，思想有许多想通之处。王光祈在上海和毛泽东握别时，希望毛泽东有机会实现他留法的愿望。
王光祈和魏时珍于1920年4月1日，离上海赴法国转德国留学。1936年1月7日，王光祈正在柏林图书馆工作时，突然昏倒，经抢救无效而去世。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人道社四个团体的领导和代表周恩来、刘清扬等人与北京少年学会代表李大钊，在北京陶然亭开会，决定这五个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称作：改造联合。周恩来倡议在座的各青年进步团体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李大钊对觉悟社团结奋斗的倡议很满意，他说：“大家团结起来必须有共同一致的主义信仰，才能发挥共同奋斗的作用。所谓共同一致的信仰，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旗帜，才能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他们发表宣言：“到民间去。”并决定要进行以下的工作：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以为王光祈在德国，又无从打听。这年陈毅去成都前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问陈毅：“你们四川有个王光祈，你知道吗？”陈毅答：“我不知道！”毛泽东又说：“那么你在成都时，可以问一问，是否有人知道！”
陈毅到了成都，在一次宴会上遇见成都市副市长李劼人，便问他认不认识王光祈。李吉人说：“王光祈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他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早已去世……”
陈毅回到北京时即将王光祈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说：“你下次回四川再问问，王光祈有亲属吗？”陈毅再来成都时又问李劼人有关王光祈亲属的情况。李劼人说：“王光祈娶罗次珊为妻，早已死了，没有直系亲属，只有远房的一个侄子。”陈毅回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感叹不已。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共编《新青年》
一天，有人来敲陈独秀的门。陈独秀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陈独秀（左） 胡适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章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钱玄同从此也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此人就是沈尹默。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原来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时，和同校教员刘三很好。刘三原名刘季平，松江人，是当时江南的一位有名望的人，能诗善饮，同沈尹默和沈士达相识。有一次，刘三约沈尹默和沈士达同去喝酒，从上午十一时一直喝到晚上九时。沈尹默因不喜欢喝酒，辞归住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将诗挂在墙上，陈独秀来访时看见了，问沈尹默是什么人。第二天，陈独秀到沈尹默住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从此，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终于练得一手好字。也是从那时起，他们便成了好朋友，沈尹默、刘三和陈独秀夫妇，经常游玩于湖山之间，非常欢快。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大预科教授。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其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为长子。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也是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的。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取得成就。
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进入北大半年后，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个茶叶店。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岁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1911年，胡适二十岁，赴美留学。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人们称他为“胡博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博士。当年回国后，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后来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地寄来文搞，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得到了陈独秀的器重。
1916年11月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趋议》，他将文章复写了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了归国之心。
胡适的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一颗耀目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时，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此人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鲁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来访他的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
钱玄同问鲁迅：“你抄了这些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钱玄同又问。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想来约他写点文章。
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如此对他说。
鲁迅虽然有他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他明白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自己的必无的证明，来否定他所说的希望。于是，鲁迅答应做文章了，最初的一篇便是《狂人日记》。从此之后，鲁迅便一发不可收，一连写了十多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北大。
1917年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后来，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为：“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蔡元培除了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来讲学外，他还聘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聘请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吴稚晖来当学监。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石曾和吴稚晖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当了编辑，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并翻译了他们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
北大还有一批《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年轻的是英文教员、流氓分子“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老顽固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但他又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请来梁漱溟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1月创办了《国故月刊》。
这时的北大，在学术思想上，真是五花八门，都在台上表演。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象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主笔邵飘萍，每星期日来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二十一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资送他往法国学画。
《新青年》在北京出版后，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驳林琴南复古廖论。钱玄同、刘半农文笔犀利、讽刺挖苦，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陈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也反对胡适这么做，他们对胡适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不敢坚持要他一个人独编。
评议会成立后，提出设立教务长，胡适毛遂自荐，要做教务长，而为理科教员所反对。因为胡适到北大只一年多，神气十足，任何人都不在他眼中。
后来评议会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后，胡适找沈尹默说：“我在什么地方都喜欢做第一人，这次第一任教务长我要做，是你们出了主意，不要我做，我很不高兴。”沈回答说：“你不满意也只好算了，我有什么办法子呢？”
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当“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当他回到北京时，学生还在罢课，胡适去劝说学生复课，被学生拒绝了。胡适却想出了一个妙法：他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意去的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把傅斯年和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
胡适常对人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已卯）；一个是小兔子我（胡适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他想用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名声来抬高自己，一时传为笑谈。
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尊守这三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的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肉三条的为丙种会员。它以“不参加”的消极办法来抗议旧社会。
陈独秀的几首诗
某年，陈独秀同苏曼殊、邓以蛰自日本回国，船上无事，苏曼殊爱说在日本结交有女友如何如何，而陈独秀与邓以蛰故意说不相信，不免有意挑动苏曼殊，开他的玩笑。苏曼殊急了，走进船舱，双手捧出些女人的发饰种种给二人看，忽地一下抛向海里，转身痛哭。陈独秀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一诗：
身岁番船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沈尹默和陈独秀是少年时在杭州的朋友，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同事。他们两人在杭州时正是少年，过的是诗酒豪情的生活。正如陈独秀诗中所云：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当年有诗《夜雨狂歌答沈二》赠沈尹默（“沈二”即沈尹默）：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到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扁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灭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软海艳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这首“夜雨狂歌”，台静农说：“极瑰丽奇诡，以长吉的诞幻，嗣宗的咏怀，合为一手者。”
此诗作于1915年，第二年办《新青年》，于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封建，反传统，倡文学革命，实践了“笔底寒潮撼星斗“。
后来，陈独秀又有四首绝句寄沈尹默，诗云：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诗中“不辞选懦事丹铅”是说他正在撰述的《小学识字本》，此书直到陈独秀逝世，才完成十之八九。至于“垂老文章气益卑”与“百艺穷通偕世变”，是他深深的感慨。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就在《新青年》杂志刊出一篇又一篇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的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他就是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的“处女作”，竟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后来又成了他的岳父大人。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求学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教课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六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北京大学红楼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本科水平。
毛泽东刚毕业，就接到了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昌济的来信，鼓励他和蔡和森去北京，并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入北大。想到这即将到来的远行，毛泽东是欢快的。
但接着，毛泽东又收到二弟的家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已越来越沉重了，恐怕不久将离别人世……想到寂寞山乡里病重的慈母，他是悲伤的。
是回家陪父母种田还是远行出人头地打一片天下？两种心情在他内心交战……
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杨昌济来信所谈到的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出国留学非常必要。
会后，蔡和森先行一步，去北京了解情况，并联系工作；毛泽东等人则在长沙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到北京后，很快来信告诉毛泽东，他已和蔡元培、杨昌济联系上了，并说杨昌济先生很盼望毛泽东速来北京。
毛泽东刚发了回信，蔡和森的第二封信又到了，再次催促毛泽东进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为兄在此间为最好。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
1918年8月19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头一次来到北京。是借了钱来北京的毛泽东，只好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其余会员则散居在湖南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那时，梁漱溟时常去拜访杨昌济先生，每一次都是一位高大的青年来开门。此人就是毛泽东。后来他们二人在延安作过彻夜长谈，新中国成立后，他二人又有过“公堂对骂”……
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八个人聚居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生活虽很清苦，但毛泽东仍感到生机盎然。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北京对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找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备。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个差事？”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答应。
次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4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三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
“谢谢李主任。”毛泽东感激地说。这对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一般教授，月薪起马二百元。当时毛泽东认为他八元的月薪，已是不低了。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时期的情形。
那时，毛泽东的职位低微，只是一个登录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大家都不理他。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他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他对他们极有兴趣。毛泽东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听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他遇到了别的学生，如陈公博、谭平山，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研究会于1918年10月成立，邵飘萍应邀兼任研究会导师。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对新闻学很有兴趣，报名参加了研究会，听课半年，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邵飘萍思想进步，富有新闻经验，言谈潇洒，深受学员欢迎。他强调，报纸要为平民执言，平社会之不平。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尤其重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听者注意对社会政治、经济、劳工等问题的调查，并展示采访调查的方法。这些思想与方法，对毛泽东后来的新闻活动很有影响。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到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飘萍不仅与毛泽东一道探讨救国之道，据说还曾慷慨解囊，向每月只有8块钱薪水的毛泽东提供经济援助。
北京一别，两人再无机缘晤面。1920年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时，邵飘萍被北洋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邵飘萍回国后，毛泽东在上海曾写信给新闻学研究会的同学罗章龙，询问邵飘萍的情况，说邵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一代报人喋血京华。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一天，毛泽东见到了鼓吹新文化的头号名人胡适，大起胆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位，当得知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王牌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但是，李大钊却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发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
每当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长谈。李大钊发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认真研究。
毛泽东透露出来的非凡抱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许，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李大钊的启蒙和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在1949年3月23日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