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所幸其挥刀自剖的惊世行为,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重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批示要全力救治。(《华商报》5月23日)
吴远碧挥刀自剖的举动震惊世人,也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农民工真实生存状态的关注。剥去层层迷雾,在煌煌都市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在救助制度习惯性失明的盲区里,这个群体到底是在怎样顽强地“活着”?可以说,切在吴远碧腹部的那一刀,某种程度上讲,也切在了脆弱的救助制度上。
进城务工的农妇吴远碧,在她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她的水果摊就是她的全部保障,吃穿用度皆出于此,吃药吊针皆出于此。那个时候,既无从体会,也用不着意义更为宽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吴远碧是这样,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也都是这样,这种完全依赖个体生命的自我保障,有其坚韧的一面,但更有其脆弱的一面。一旦农民工的劳动力消失,则马上陷入困顿。失去了水果摊的吴远碧,同时也失去了整个生活。此种状态之下,挥刀自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知,当地各个部门一再强调的是,吴远碧并没有找过他们求助,也没有将病情告知他们,为了图省钱,自己主动不加入医保。这样的说法未免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事实上,吴远碧的丈夫曾向信访部门求助,不过所获得的就是部门之间的踢皮球而已。推三阻四,反复折腾,对于亟待治病救命的吴远碧来说,官话能治病吗?可见,对于农民工而言,眼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太粗疏、空泛、遥远,很难切实帮助农民工度过生命中的沟沟坎坎。
吴远碧困境的最后解决,依然是那个屡试不爽的救助模式起了作用:极端行为——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这样的模式亦可称为“媒体刺激式救助”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处于困境之中的农民工都有做出极端行为的勇气,也并不是所有的极端行为都能被媒体报道,更不是所有此类行为都能获得领导批示。一个正常、健全的救助制度,应该是随时随处都可能对百姓的疾苦做出积极回应,并展开救助,而不是总是处于等待领导批示的待命状态。
时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村庄,走进城市,他们的情形与吴远碧相比,基本上都是靠自身的劳动力作为自己乃至一家人的社会保障。也因此,类似吴远碧这样的困境并不鲜见。如何能够让这个人群也享受国家的关怀、社会的温暖,确实需要制度层面的积极回应。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不能顺利推动,也关系到未来的城市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祥和的发展环境。当然,还关系到这些来自最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
不能总是以这样极端的个例刺激民众寻求帮助的“创意”。可以想见,当吴远碧举起半斤重的菜刀割向自己肚皮的时候,那是怎样一种无言的哀伤,又是怎样一种沉重的绝望!一个家里的“顶梁柱”转眼就变成了“拖累”,社保制度的缺席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