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观念上受惠于其先辈，与其在物质资本上受益截然不同。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大部分物质遗产被消耗掉了，不再具有可用资本的属性。（某种意义上说，物质遗产的载体倒是观念）。但是，只要文化不被毁灭性地中断，观念是易于复制的。只要有适当的载体，它就不会轻易消亡。而讹误、篡改和创新几乎可以说是观念遗传的应有之义。即便是那些笃信某一套观念之最原教旨主义的人（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原封不动地复述和遵从经典中那个最初观念），他所奉行的也不再是那个最初观念本身，而是经过他整理、消化、重新理解的东西。这不取决于他是否想这样做的意愿，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规律使然。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目前的全部对世界的所感所知——远远超出了那些信念的内容——否则他根本就寸步难行。

每一个时代，都有伟人（有时是妄人）宣布观念发展的历史性终结；有时，这是对整个观念世界来说的，有时是对观念世界中的某个方面来说的。他们在这些地方时相当缺乏自知之明和“历史感”的。一种狂妄地对待人类理智和世界的态度，它们的出发点则是对信念稳定性和恒久性的非理性的苛求——让理性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知。跟他们相比较，更合理的态度，亦即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是相当晚的事情。这跟人类最初的茫然无知是两回事。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人的理智认知能力的认识一直处于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不相信人能提供持久有效的知识和信念，它通常被不那么恰当地称作“不可知论”。另一种则是过度相信人的理智能力，认为人终究将给出世界与人生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前者反映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大量的信念失败之后的绝望之情，后者其实是这种绝望情绪的一种“逆反式”的表达。（由绝对无知者宣布的绝对的有知）。

人是求安定的。为了满足本能需要的激动和惶惶不可终日并不让动物有何不适。它们没有认知和信念能力。无论生理意义上的生命活动有多剧烈，它们都不会有人类观念中的那种安定感的需求。高等动物不是完全的应激反应来行动，但也同样不是有目的的自由选择。只要有可能（肚子填饱，安全未受到现实威胁）它们就尽可能地让自己安定下来。这并不是一种超然于生理满足之上的目的。它们不能超越本能来学习和适应，它们没有“明天会怎样”的目标。即使它们的行动长期来看有一定节律，那也不是它们有意为之。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在基于本能冲动的过于激烈的生命活动之后，被迫的休息，是无法自己控制的生理反应。生物固然可以表现出很强的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能力，但那不是文化和学习的结果，而是残酷生存竞争的结果。

人们追求安定的需求，最初的来源也是生理上的。在社会整体上极为弱小，没有什么利用资源的手段的年代，人的全部精力都在为衣食忧心，为可能遭受野兽侵袭和自然灾害的毁灭而担心。他们不能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处境，目光只能及于狭小的空间和最近的将来。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念能力却开始发育，认识到巨大的危险和未来的变幻莫测，却又完全无能为力，这确实是最大的不幸。（观念能力先于认知水平）。他们已经开始领悟到生与死的差别，健康与伤病的不同，已经知道了生命过程的演化和人迟早有一天要死这一事实。这些都是那个发育中的极其稚嫩的文化所教给他们的最初知识。脱离群体的单个人的生活也许更像动物一些。如果没有经历过早期教育的话，他对个人生存的这些有意义的理解会更加茫然无觉。

这种几乎完全由生理原因带来的安定的需求，开启了初民的意识觉醒。追求闲适、主动地有节奏地恢复体力和精力成为与抵御野兽、躲避灾害一样的有目的行为。目的性是人脱离了即采即食阶段的最明确的后果，是极少数最富有探索和冒险精神的人将目光投向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事物之间联系以及更远的将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