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观念的制造者和接受者就出现了。这个事实的背景就是：要让一个群体生存下去，秩序是必须的。无论应用技术上的知识有多简单，无论群体的规模有多小，要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发挥正面作用，要让整个群体能够运转起来，观念的协调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个人一部分信念的制造者，但是，他不可能是个人全部信念的创造者。如果说鲁滨逊·克鲁索的一人社会里，他一个人可以创造满足生存的全部物质供给，那么，在多人社会中，最重大的区别就是，无人可以创造自身的全部供给，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观念上的。部分原因是他接受在一个多人社会中长久的生活本身已经是一个观念事实。尽管他也许从未仔细地考虑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将这看作是理所当然。创立系统的、持久的，构成整个群体信念基础的基本观念，从最初开始就是极少数人的任务。那些体力更强大、更有魄力也更有控制力的人，可以迅速地让其他成员意识到，追随并服从他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最有利的。看过《动物庄园》一书的读者可以很容易领会这一点。

像在物质生产中人们受益于他们的祖先的全部资本积累一样，在观念的生产中人们一直享受着类似的恩惠。只是起作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如果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在使用和改进过去的资本的话，在观念的传承中，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对错误的修正。当然，很多时候，这两类结果是同一组过程的不同侧面。人类的行为不能独立于观念之外，而观念也不能脱离历史和生活世界而独存。观念的成功总是暂时的。一个观念产生作用，是作为信念给予人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指导人的行为，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成功性的考验。（很多时候，这种考验是非常复杂的，又与人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观念的合理性必须用让步的长远的眼光才能看清）无论这成功是短暂的、长久的，还是要经历很长时期才能获得的。（注意时间偏好，人们愿意接受一个什么样的多长时间内的“可预见的成功”，总会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作替代。比如，一个千年后的成功，是否值得我们在现实中为它做出太多的努力。）大概只有宗教意义上的信念才可能会有这种力量。

观念成功的暂时性也完全因为个体性而起。人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他无法过别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立的不可重复的，是他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感同身受的。文明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演员去惟妙惟肖地重复另一个人的生活片段，却无法设想一个人完全一致地重复另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就算他刻意地想这样并付出极大努力去这样做也不行。他们的生存体验截然不同，无论表现出来有多像——模仿本身已经是最大的区别。观念的力量随着个人意志的衰退和消失而减弱，它在取得暂时性成功之后，必须去寻求新的载体。

生活的个人性是绝对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它对观念成功影响至为深远。观念在个人价值上的成功，要依赖于评价和调整。生活的个体化的结果就是对于可选择的目的，以及这些目的的达成和它实现了的满足程度，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对于相似的事实结果，一定有不同的主观评价——这评价也是个性化的信念的结果。人类个性上先天的种种差别以及后天环境对这些差别造成的进一步的影响，都在不断地改变着现实的判断。如果我们可以坦承生活个体化这个事实，那么，对每个人来说，重要的就不是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在他看来世界是什么样的；不是他人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而是这种看法在他自己眼中的折射，是他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对于任何观念的成功与否，也只能是无数人看法和意见的集合。大到影响整个人群的“社会观念”所促成的“大事件”，小到个人独处时与他人完全无关的“小事件”，莫不如此。因此，我们才可以很好地领会一个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观念之争中决定性的胜利者。尽管每个个人的力量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基于所处的环境、基于自身行为及其后果、给予特殊的价值判断对观念成功性的认定，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