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提出撤下《收租院》油画而遭到批判（一段记忆）

看到2011年3月以来北京各报关于《收租院》45年后再回京城的报道（甚至还有北青报4月1日C2整版的《收租院像“原子弹”少为人知的引爆——60年代中期大型革命雕塑创作亲历记》），把我的记忆拉回到“文革”时期的1972年初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团机关的食堂。当年的《收租院》，是为配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理论，生造出来的刘文彩如何欺压贫下中农的一组雕塑。曾经一度轰动全国，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教材。

那时，食堂四周的墙上，围了整整一圈，挂的是临摹《收租院》雕塑的油画，水平不高，但大体人物形象画得还算可以。我当时是团政治部宣传股报道组组长，在这个食堂吃饭快两年了，这幅长卷油画也挂了两年。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一入冬，由于白菜、土豆没有保护好，我们就开始吃冻白菜和冻土豆了，实在难吃。那天中午，组织股的几个上海青年翻看意见本，对饭菜差发着牢骚，我也凑过去看，上面已经写了几条关于伙食的意见。我有同感，看着围满食堂墙壁的收租院画，很反感，于是随手写上两张半纸，字比较大，其实没有多少字。主要意思是：建议撤掉这些忆苦思甜的画，不然食堂的饭再差，我们也不好提意见，总比万恶的旧社会好吧。行文有些讽刺挖苦，具体怎么写的，我记不起来了。大家看了我写的意见，都很赞同，颇为兴奋地议论了一会儿就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股里，就感觉气氛不对，早来的几个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告知一会儿到二楼拐角的政治部会议室开会。人到齐了，股长刘自祥手里拿着几张纸开始讲话。我一看是食堂意见本上撕下来的，就知道事情不好。股长说，团直机关转来了陈力丹写给食堂的意见，竟然提出撤掉《收租院》的油画，没有阶级感情，写得很不像话，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意见说明陈力丹的思想存在什么问题？刘股长平常不苟言笑，是搞宣传运动的能手，团里的各种典型差不多都是他给树立起来的，擅长创造一串串的套话空话，很能写东西，但不大会说话，说起话来声音不响亮，语调不高。

股长说完，看来事先有准备，接着是几位干事发言，批判我忘本了，但是他们说得都很含糊，均没有使用严厉的大批判词汇，显然，我说食堂伙食差，有目共睹的，他们都在那里吃饭吗（只有股长等少数几个人有家）。接着是俱乐部礼堂（属于宣传股管辖）看门的王大爷开始给我忆苦思甜，说我如何忘本，不知道现在是多么幸福。我当时年轻气盛，只承认用词有的地方不妥，不认为意见本身有什么问题，《收租院》的油画挂在食堂确实不合适。这时，宣传股干事、原典型单位一营二连指导员振中发言，多少有些为我打抱不平，认为我没有什么错，不该团直机关一告状，我们就开批判会。他说话嗓门大，又是冲着股长去的，于是会议转向，振中与股长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来11点多就该吃饭了，但是会议一直开到12点多，等我们赶到食堂，都没人了。几个食堂的人看到我，露出一种诡秘的笑容，显然，他们都知道了这个事情。

下午，股长在办公室宣布，我下放到一营三连，振中下放到二营十七连。其他人无语，显然这个时候谁多嘴谁倒霉。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1966年收租院正在展览的当口，我早就被揪到批斗大会上了，作为反对阶级斗争的典型遭批斗了。1971年林彪“9.13”事件发生后，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初期的斗争过去了，对我个人的批判会不过“文明”地持续了半天。“下放连队”算不了什么，我本来就是从连队上来的。

第二天我打起行李搭车几十里地，到了三连，向指导员迟世英报到。我们以前开会时见过，没有说过话。迟指导员见来个人，白得了一个帮手，很是高兴。他叫我把连里的报道员训练训练。

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我外婆听说我被批判了，还被下放了，着急地哭了。我是外婆从小带大的。

我与连里的知青干一样的活，挖沙子、刨猪圈等等，什么都干过，并协助副指导员樊华芳（温州女知青）做了很多连里的宣传工作，从板报到对外报道。有一篇我写的三连的通讯被佳木斯广播电台采用，这是三连从未想到的。我在三连读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辅导材料，发现一些硬伤，去信提出意见，没想到我收到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寄来的一封信，以及所附的该社内部刊物，上面刊登了我的意见。对身处下放连队的我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后来搞一个什么运动，团政治部副主任杨志琦带着几个人组成工作组来到连里，我是团机关下放的，临时也算工作组成员，参与了一些形式主义学习的会议。

第二年2月，报道组的苏京平（后来回城，成为北京广播电台著名的“铁嘴”）打电话到连里，转达刘股长的话，叫我回来继续工作。算起来，我在三连三个多月了。回去后，刘股长没有与我单独谈过话，没有再谈食堂提意见的事情。我照常做报道工作。但是振中没有被召回。开春了，当初临时被抽调到三连工作组的二营十二连副指导员（一位哈尔滨的女知青）到团机关找我，说她被批准回哈尔滨探亲，问我需要买些什么。我认真的想了想，说没有什么需要买的，谢谢她。待她悻悻走后，才醒悟过来，这是示爱啊，但我当时确实没有感觉。

4月，兵团为了精简机构，各团报道组解散，我被分配到团修理厂当统计员。三连的人到了团部，总有人来看我，我感到一种集体的温情。其中三连的报道员（北京女知青），也演出了同十二连副指导员同样的戏，这回我意识到了，但是确实对此没有感觉，在说说笑笑中也就过去了。看来，被批判后的放下，不论怎么看，都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比在团报道组的枯燥工作有意义。

1973年8月，我通过考试，幸运地被选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临走时，宣传副股长、原一营七连指导员柳忠敏来送行，他说代表刘股长，但我感觉不像，只是那么说说，显得礼节上过得去吧。

直到80年代初的一次北京知青的聚会中，我才又看到振中，他被刘股长下放十七连数年，直到70年代末返城，错过了时机，只能在街道办事处之类的地方做事，而当初他是全团先进典型单位的主要领导，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一个很小的基层官场斗争，把他搞成这个样子。

1986年我作为北大荒回访团的成员，回到了八团（290农场）。迎接我的人中，有一位竟是当年团直负责食堂的哈尔滨知青，就是他把意见交给领导，才叫我遭到批判。他那时还留在场里，多年不见，恩怨早就过去，大家都很高兴。后来他还是回城了。迟世英已经调到三分场任党委书记，我特意去看望了他，那时他的身体很不好，眼睛快失明了，但依然清晰地记着我。两年后农场的人告诉我，他不幸病逝。

1988年，全国总工会农林分会的人邀请我到北戴河为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宣传干部讲课。到那儿一看，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刘股长。他在兵团解散后调到黑龙江依兰收获机厂任工会主席，现在退休了。农林工会需要找个人农垦系统的人组织会务，可能考虑到他是多年的宣传干部，请他来帮忙。多年不见，自然很兴奋，但共同语言还是显然少些，我们都没有提起当年的那场批判会。

《收租院》是在没有事实原型的基础上，为煽起仇恨、挑动一群人斗争另一群人服务的。近年凤凰台为此播出的专题节目，已经基本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就具体的人物雕塑而言，《收租院》确实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但是整体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好人坏人分明的类型化设计本身，仅为政治需要，没有艺术性可言。可是现在的报道，仅单方面吹捧其艺术性，抹去了历史上这组东西如何煽动仇恨的恶劣的传播效果。

我经历了“文革”初期成批地活活地打死所谓“地富反坏”分子的那个腥风血雨的时期。我不是红卫兵，但也不是“黑五类”，看着我的同学中一部分人，从温文尔雅一下子变得嗜血成性，是什么让他们变成这样？是此前类似《收租院》这类阶级教育的东西催生的，这种“催生”看不见摸不着，却泯灭着人性，是十分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