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八章 毛泽东火烧“一号令” (3)
“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笼
1965年12月31日深夜，北京《解放军报》总编室。一个夜班编辑匆匆走进来，把一份1966年元旦社论的大样交给值班副总编辑冯征。这是刚刚从苏州传回北京的。因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正在苏州，社论稿由另一位副总编专程带到那里审定。
还有几个小时，明天的报纸就要付印了。
摊开社论大样，32字的标题赫然在目：《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冯征原以为，这稿子是集体写作，报社、总政和军委办公会议都讨论过的，又经林彪终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不过，出于责任感，他还是逐字逐句地仔细读下去。突然，他惊讶地发现大样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原来送审的稿子上没有的。想到这里，冯征抓起笔，在大样上批了这样一段话：“这样的评价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句句是真理，恐怕难以做到。这样不是搞形而上学吗？这样形容毛主席的话值得考虑。”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冯征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如果原封不动地登出去，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于是，他顺手抓起电话，接通了在苏州的那位副总编辑。
“我以为，大样上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值得考虑，应该修改。”
对方回答：“这句话是一位领导同志讲的，林总同意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林总亲自加上去的，不能改动。”
冯征感到问题重大。于是，他接通了总政负责同志的电话，建议“是不是可以改一下”。
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既然是林总定的，不经过林总，绝不能改!”
此时，冯征手中的笔颤抖了。总编辑华楠同志不在京，值班副总编辑责任重大。他决心再次与苏州方面争取。电话中，他对在苏州的那位副总编辑说：“林总有时为强调一个问题，爱说过头话。但公开发表社论有过头话不好。是不是你再报告林总，建议把这句话改一改？”
对方回答说：“问过林总了，一个字也不能改动!”没办法，冯征不得不违心地签发了社论大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征因此被定为“历史上的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因此被关进“牛棚”，被押送到河南焦作劳改农场。在那里，他养猪放羊，过着“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生活。
林彪大讲“政变经”
1966年8月，吉林省军区党委秘书张云生被调到林彪办公室当秘书。
根据叶群的安排，张云生到“林办”后的主要任务是给林彪“讲文件”。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全听秘书讲。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林彪眼睛不好，看文件吃力，而且这也是林彪独特的工作方式。林彪认为，每天文件如山，如果把很多精力用在看文件上，那是最不上算的事。需要几小时看完的文件，听秘书讲几分钟或一二十分钟，就够了。
仅仅过了两天，林彪突然提出要听张云生讲文件。张云生经过一番准备后，由赵秘书领他来到西大厅叶群临时用的休息室。林彪和叶群都在里面坐着。 林彪在讲话
“我想着重讲一下外电对北京‘八·一八’天安门大会的反应。”张云生说。
“好。”林彪点点头。
张云生尽量沉住气，压慢语调，显得自然，而不是在念文件。“外电注意的是三点：一点是出场领导人名单的排列。首长(指林彪)被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我们报道时又称首长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外电认为这表明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外电也很注意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认为他现在已经失宠了。第二点，很注意首长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表明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造反，也是掀起对毛主席新的个人崇拜。第三点，注意‘文化大革命’今后的动向”……张云生讲了几分钟就收口了。
林彪听后立即表示：“你讲的我听得懂。还有什么？”张云生说：“没有了。”叶群明白了林彪的：“行了，你可以回去了。”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叶群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召集秘书们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赵秘书和张秘书要帮助拉个条子。”
张秘书不知道什么是“拉条子”，赵秘书告诉他：“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继续说：“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不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准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帮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以后就之为“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指导性的文件。该文件一开头就说：“中央决定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五·一六通知”对彭真进行了指名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又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周围都是一些“敌人”，简直是“草木皆兵”了。
他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就是刘少奇，并指责刘少奇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林彪则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谈论西古今“政变经”的长篇演说。
林彪在延安后期是很喜欢读书的。延安有个中央图书馆，规模不算小，设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石楼下两个大厅内。范文澜经过张闻天特批由地下党弄到延安的三十大箱古旧线装书也在其中。此图书馆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实际上它完全由中宣部管。中宣部派出四人管理这批图书。
林彪从1943年秋从重庆回延安后，也无特别的大事，延安的整风、审干、反特、抢救这三年的紧张事情，林彪以身体不好，似乎是局外人似的，毛泽东对这类事似乎也根本未要林彪参与。那两三年，林彪在延安像个隐士，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动静。林彪的秘书常来中央图书馆借书，并在一定时期来换借新书。所借书以历史、哲学、军事三类为主，最主要的是哲学。因为他不断地换书，有借有还。林彪的那篇“政变经”，可能基本上他自己草拟的，他在延安时期不断地读历史书、哲学书和兵书，大概在这时已为他的“政变经”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林彪并不是个简单的赳赳武夫。为了存在和上升，他打政治太极拳的功夫，似乎要超过任何人的。他一肚子装了那么多阴谋政变故事，一次讲话就全暴露出来了，说明了林彪学历史，特别注意的是些什么地方，大智变愚这恐怕是林彪的一次自我亮相，这一次是他大失算了。
毛泽东听了林彪大讲“政变经”心中有些不安，并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江青。
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
1967年6月16日，林彪给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说：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这封信送周总理手里后，总理表示此举没有必要。林彪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人民大会堂接连举行群众集会，林彪一听说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到会场散发。
原来就在6月16日这天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和毛泽东并排坐在一起。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林彪早已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他回到住地后，马上就写了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封信。
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过这封信，会上有人争论，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宣传？这是对林彪的崇敬和尊重。关锋说：“既然林副主席这样讲了，恭敬不如从命！”关锋是管宣传的，此后在报刊上也就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宣传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人能和毛泽东并列，包括林彪、周恩来。1946年在延安为朱德贺60大寿时，有“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1949年刚进城时，除了“毛主席万岁”还有“朱总司令万岁”，而建国后，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没有其他了。林彪1967年6月16日就此专门致信，要求不要把他和毛主席并提，不要宣传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突出地表现了林彪的精明。
第一个张贴反林彪大字报的人
林彪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这次运动对领导干部要坚决地“罢一批、保一批、升一批”。有个叫舒赛又名王藕的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套，一朝天子一朝臣。”她在阅读了林彪大量的文章和讲话之后，于8月上旬，开始写批判林彪言论的材料，她写道：
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击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她在文中呼吁：
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
10月中旬，舒赛在王府井贴出了五张大字报，标题是《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引起了行人的注意。
舒赛原名祝成龙，又名王藕，1917年9月15日生于湖北江陵，1938年入党。解放战争期间，她在东北从事公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和中南民委任副处长，在中央建工部任人事处长。
1953年冬天，舒赛因治疗肝病请调北京，到京后被安排在建筑工程部工作。由于档案里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因而受到种种歧视，难于正常工作。
舒赛贴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反林彪的大字报。以谢富治为首的公安部紧张万分，以为是一起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即派人四处追查，很快就查到舒赛，将她拘捕。在要她签字的拘留证上，舒赛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她被带走时，仍高呼“打倒林彪”。
从次日凌时起，即对舒赛进行了日夜的轮番审讯。在审讯中，她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但拒认有罪。北京市公安局当年的审讯记录如下：
问：你先讲讲你的红报内容针对谁的？
答：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我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会有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
问：还有什么？
答：林彪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说这一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的一套。他强调调换干部，这里边没有毛泽东思想，……。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有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了，我想不通。
问：你还有什么想法？
答：我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有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有人批判……
问：还有什么？
答：林彪说把毛泽东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应当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林彪讲的最高指示带有行政指示味道，也有地位味道，把毛泽东思想弄成行政地位味道，这就庸俗化了，看起来是林彪抬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是贬低毛泽东思想。
问：你这是打着马列的旗号来反对党和政府。
答：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你在这里只有老实认罪。
答：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反对林彪，林彪及林彪分子会杀害我，但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1969年10月，舒赛被押往临汾山西第三监狱。
1971年5月，舒赛的生命濒临衰竭，5月中旬看守所才将病危的舒赛送到当地医院，她拒绝进食，拒绝治疗，决心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5月24日凌晨，舒赛含恨而逝，终年54岁。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舒赛的亲属即开始为她反林彪一案进行申诉。前后周折共16年，直到1987年，舒赛的冤案才彻底得到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