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已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本文认为，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去行政级别”，是要提倡“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才是“去行政化”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高校行政；去行政化；专业主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
2010年3月8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编发了《高校“去行政化”为何引争议》（策划：汪金福、宋振远；执笔：张晓晶、杨金志；采写记者：程义峰、王骏勇、仇逸、刘宝森、赵仁伟、尕玛多吉）一文。采访的主要观点是：
【观点一】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观点二】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观点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观点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代表：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
他们的观点是：高校有行政，高校改革“不是去行政，而是去行政化”。笔者认为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判断正确，但“去高校行政级别”是错误的解决方案，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应该是提倡和尊崇“专业主义”。
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提法有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一般人都认为是要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至上”。
其实，高校里的教授们，不一定都能治校方面的专家，高校管理，本身就是科学、就是专业。其他学科的教授只是在其本专业领域内是行家、专家，但在高校管理这一行当（专业领域）里就不是专家了。
现在的大学书记、校长们，一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型相较优秀人才，实质上是党组织以鼓励、奖赏的名义把他们推向领导岗位的，是外力与个人内心的荣耀、权力欲望促成他们转行作行政领导工作。其中，有许多人开始都是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外行，绝大多数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新中国60多年没有涌现出几个真正称得上是“教育家的大学校长”。
“学术至上”的具体化，在就是“专业至上”。其本义是各专业之间都要尊重对方专业领域的专家门的意见，包括行政管理专业的专家。“学术至上”的原意是行政不得垄断高校非行政专业的决策权，非行政专业的教授也不应该去剥夺行政管理专业领域的决策权。也就是说，高校行政本身也要学术至上，不能把行政与学术对立起来，而是要统一于学术。还高校于学术机构的本原。
所以，高校改革，不是去行政；去行政化，也不是把行政与教授和学术对立起来的“教授治校、学术至上”，而是要提倡和尊崇“专业主义”。
二，去掉高校行政级别就是把高校赶出中国
中国行政体系是科层制①。讲究的是决策权力分配与责任、义务，体现的是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它是我国社会组织有序运行的前提，如果中国社会没有科层组织，社会就会瘫痪。高校是社会组织，如果高校没有行政，高校也会瘫痪。高校有行政，就必须有行政级别。科层制是高校行政和行政级别的土壤。
高校行政级别本身来自于中国社会组织的运行秩序。中国社会组织运行秩序是由级别控制的，无论是开会座次与发言排序，文件传阅与参加会议，还是决策程序与政策制订，尤其是官员交往与行事运作、谈判，都是按行政级别（官阶）运作。如果高校没有了行政级别，将失去社会地位与行政资源。
高校去行政化，就必然演变成对高校的贬损，高校就不可能以中国社会的一员，与党政机关、部门交往。中国社会是行政一统天下的社会，社会平等，是行政级别上的平等，不同级别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去掉高校行政级别，无异于把高校赶出中国一样，高校就一定不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高校的生存能力就更加低下。
三、高校无需去“行政”但需提倡“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是日本战略之父、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②，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大前研一的著作《专业主义》[1]认为：真正的专家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以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洞见警示人们重新思考专业的内涵与效用，培养并吸纳专业人才。
《专业主义》论述的是关于企业家的专业精神，与大学管理没有关系。但是关于“专家阶层的势力迟早会增强，并动摇日本的产业界”的观点，对中国高校改革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专业，是学科分类与职业分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称谓，它是指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需要分门别类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与学活动的基本单位[2]。专业本身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生活生产实践中，用来描述职业生涯某一阶段、某一人群，用来谋生，长时期从事的具体业务作业规范，反过来，具体业务规范又以尊崇学科知识为前提的。
中国具有某一学科知识的人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有学科知识的人同时具有专业规范。中国高等教育没有完成知识向职业转换，新中国的知识份子只是有知识的人，不是职业的人。学科知识转化为专业规范的核心要素是职业道德与学术崇拜。
职业技能与职业道德、学术崇拜三大要素组合起来，是一个上升系统。有职业技能的人是“技术的人”，“技术的人”加上职业道德是“职业的人”，“职业的人”加上学术崇拜就是“学者”，“学者”再加上专业“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等，就成为专家。
强化专业意识，把学科转化专业，专业“主义”了，人的行为才能规范。这里的“主义”是表示学科崇拜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主张。在中国高校里，一方面，教授、行政等其他工作人员，都缺乏这种学科、专业崇拜的学术观点，仅仅从谋生的角度从事某种职业，学科意识与职业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中国行政一方，试图主宰一切的封建意识强大，中国现代化政治还没有实现由权力向学术转化，谋生弱势方向行政强势方主动妥协，造成强势方更强，弱势方更弱的客观存在不可否认。
之所以出现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协调性不平衡，是因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所致。加上中国人口多，就业难；资源缺，绝对贫；差距大，通道少。学术需求与生存需要矛盾，往往都明智地选择后者，前者的驱动力没有大于前者的现实条件。经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需求与崇拜的力量有日益强大起来的趋势。
当高校里的任何一个“细胞组织”，都由专家人才组成，其“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等，都有其比较优势，并互相尊重其专业规律，高校行政化就没有其存在的土壤与肥力了。因此，高校改革不是去行政，而是要提倡与尊崇“专业主义”。用“专业主义”代替行政化的前提条件，是行政无力剥夺“专业主义”者的生存权利。当学术没有后顾之忧，且力量大于行政力时，行政就不可能“化”了。
教授只要不是依靠书记、校长、处长、院长、主任等所代表的行政力吃饭，而是依靠自己的学术力吃饭、发财，且学术机构任由教授们选择，高校自然就去行政化了。这样，才能“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就是“鼓励教师终身从教”。而目前所推行的“事业单位聘任制”的顶层设计，没有事实证明是“激励”还是“打击”教师专注于教育，是“鼓励”还是“抑制”教师终身从教。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去行政级别”是要“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才是“去行政化”的有效手段。
2011年4月3日
注 释：
①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一是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二是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三是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四是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五是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六是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或“合法性”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但它也常常被用于表示行政人员之缺乏效率和不适当地行使职权，所以，有时它又成为一个贬义词。
②大前研一，早稻田大学理工系毕业后，获得东京工业大学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麦肯锡日本分公司董事长，兼任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顾问。1994年7月离开麦肯锡，现任创业者商学院校长和一新塾校长。1996年起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作为亚洲地区惟一进入全球前十位国际级管理大师排行榜的学者，大前研一曾经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鼓吹者。他曾经一再提及：“未来十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他同时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
参考文献：
[1]（日）大前研一著，裴立杰译，专业主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9月25日.
[2] 薛国仁、赵文华，专业：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中介概念[M]，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