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小幅减速的格局导致中国一季度GDP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国内14省份一季度GDP增幅同步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其中既有短期内外部环境冲击的影响，也有主动性宏观调控的结果，更有中长期内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瓶颈效应所致。　

　 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非常严峻，特别是进入3月份以来，一系列风险的出现为全球复苏及中国经济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核辐射蔓延、利比亚局势升级、债务危机阴云笼罩、全球通胀压力急剧上升以及各国货币政策再次分化等多重风险叠加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中国的一部分外部经济循环受阻，外部需求减少一定程度减缓了中国的增长速度。
 　　但是，国内主动性的宏观调控还是起很大的抑制作用。今年一季度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作用于“三大需求”：贸易需求方面，今年一季度在我国积极推进“贸易平衡战略”以及为缓解与世界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摩擦，主动加大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力度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六年以来的首次季度逆差。投资增长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货币政策收紧、地方融资平台治理等措施。房地产投资占了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4到1/5，房地产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约6%，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产业达到60个，这直接导致了投资增速的回落。消费需求由于房地产和汽车消费两大主要推动力增长受阻，也将比去年有所下滑。
 　　此外，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可能将对未来产生实质效果。去年以来，央行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已升至20%的历史新高，四次加息，全面收紧信贷，一季度从各项指标来看，央行紧缩货币政策基本达到预期效果。新增贷款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少增3000多亿，M1和M2增速也基本取得预定目标，这些因素都会对未来经济增长起到减缓作用。
 　　然而，从更深层面看，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恐怕也不仅仅是主观意愿的达成，更是一种经济阶段发展到某个临界点的一种改变。2011年是中国经济将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常规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经历了十年“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最终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8.6%、9.8%和11.2%，均较原先目标有一定超越，而这种高增长也让中国承受了各种高风险的代价。
 　　在这样的“加快增长”目标框架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高增长透支了发展红利，随着红利的衰减，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行。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供给要素正在发生改变。
 　　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当劳动力、资金、土地、环保等不再廉价的时候，中国已经离“低成本、高增长”的时代渐行渐远。
 　　事实上，当前，出口动力的不足正是红利衰减的印证，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的全线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出口部门面临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而在汇率争端和贸易围剿中，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贸易顺差走向看，中国将逐渐告别贸易持续、大幅度顺差时代。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也在逼近。根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临界点。从中国的实际问题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是近在眼前的迫切问题，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陷阱”征兆——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福利缺失的问题愈发严重，两极分化拉大导致社会中坚力量下沉。因此，在结构主动开始调整，而新的发展支撑尚未确立的现阶段就出现了动力转换的“空挡期”。
 　　应该讲，经济增速的放缓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国内通胀压力，有利于房地产调控的进行，更能给货币政策减压，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步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有效化解成本压力，顺利度过转型的“阵痛期”，需要更多的“体制攻坚”和“深水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