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长城外》后记
张阿泉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过一套域外名人传记丛书，都是三十二开精装本，封面偏红，书价也便宜，十几元钱的样子，当时我搜购了许多。
近些年来，书市上又开始流行这种三十二开精装本，不但文美书朴，印制也更精致，书价继续抑制在“经济适用”限度（一般在十五元至二十五元之间），题材多聚焦在世界名著、散文随笔杂著领域，引领风气的是译林、三联、上海书店、中华、广西师大、海豚等数家优质出版社。
把书做得小且美且廉，是一种真心为读者着想的行为，印证了那句美学与经济学箴言“小的就是好的”。因为这种智慧实在值得学习，便与草原出版人黄妙轩兄商议在内教版《纸阅读文库》中推出几辑这样的精装本小书，一拍即合之后，便有了“书事书人系列”的问世。
中国出版界的“克隆”现象虽已达到俗滥程度，但“见贤思齐”式的“良性跟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呼和浩特书香部落”愿以《纸阅读文库•书事书人系列》加入“精装小书合唱团”。
拙著《书读长城外》凡二十七篇文章，最短五百馀字，最长八千馀字，皆遵循“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原则，追求云卷云舒的自然成形。写作时间从二○○○年延续至今，跨度有十一年。全书按题材分三辑，第一辑《长城外风物》收山水风物考索文章，第二辑《写在采访边上》收工馀闲趣、采摄行踪、文化现象追踪及访人怀人文章，第三辑《心灵科研》收弁言、序跋及答问文章。为增加“纸上纪录”效果，大部分文章实配了解读性插图。
书名取《书读长城外》，其意有二：一是表明读书的地理方位，二是表明读书的人文眼界。“书读长城外”的下句应是“马放阴山下”。突破狭隘的书斋，吸收游牧文化思维，把心性融入草野大地，用镜头和笔搜索纯净、定格真实，一直是我努力践行的目标。
读书从文二十馀载，始终游走在新闻、文学与学术之间，并非有什么“多栖”才华，而只是兴趣与好奇心使然。游走的后果，就是笔下习作大多“三不像”，即不像新闻、不像文学、不像学术，而这正是我想要的——让新闻具有文学的韵致，让文学具有新闻的准确，让学术具有文学与新闻的双重激发。这样的想法，说来简易，实际进行操作也还是很难。《书读长城外》算是“实验文本”，希望在以后的著述中能探索得更好一些。
慈父张济川先生自二○○九年九月去世，至今已有一年半馀，我却不敢下笔着一字来怀念他。初失至亲，方知“痛到深处本无言”。愿将来情绪平复，能写一本回忆慈父的小书。慈父私塾出身，一生传道授业，虽经历过不少磨难，始终乐观从容、不怵不求。他虽是教师，但几乎从不硬性管教我，任我恣肆成长。记得读小学时，一次数学考试考得糟，便让慈父提前代问考分，他回家来，我急问考了多少？他平静地说“四十八分”，随后便岔开话题，没有半句责备或训诫的话说出来。如今总结，慈父影响我的两个至大因素，一是淡泊，二是率性。他清贫一辈子，没有遗产留给我，想来这就是最大、最珍贵的遗产了。谨以这一册小书，遥祭慈父的在天之灵。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校毕缀写，时呼和浩特正值风沙之春。
张阿泉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过一套域外名人传记丛书，都是三十二开精装本，封面偏红，书价也便宜，十几元钱的样子，当时我搜购了许多。
近些年来，书市上又开始流行这种三十二开精装本，不但文美书朴，印制也更精致，书价继续抑制在“经济适用”限度（一般在十五元至二十五元之间），题材多聚焦在世界名著、散文随笔杂著领域，引领风气的是译林、三联、上海书店、中华、广西师大、海豚等数家优质出版社。
把书做得小且美且廉，是一种真心为读者着想的行为，印证了那句美学与经济学箴言“小的就是好的”。因为这种智慧实在值得学习，便与草原出版人黄妙轩兄商议在内教版《纸阅读文库》中推出几辑这样的精装本小书，一拍即合之后，便有了“书事书人系列”的问世。
中国出版界的“克隆”现象虽已达到俗滥程度，但“见贤思齐”式的“良性跟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呼和浩特书香部落”愿以《纸阅读文库•书事书人系列》加入“精装小书合唱团”。
拙著《书读长城外》凡二十七篇文章，最短五百馀字，最长八千馀字，皆遵循“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原则，追求云卷云舒的自然成形。写作时间从二○○○年延续至今，跨度有十一年。全书按题材分三辑，第一辑《长城外风物》收山水风物考索文章，第二辑《写在采访边上》收工馀闲趣、采摄行踪、文化现象追踪及访人怀人文章，第三辑《心灵科研》收弁言、序跋及答问文章。为增加“纸上纪录”效果，大部分文章实配了解读性插图。
书名取《书读长城外》，其意有二：一是表明读书的地理方位，二是表明读书的人文眼界。“书读长城外”的下句应是“马放阴山下”。突破狭隘的书斋，吸收游牧文化思维，把心性融入草野大地，用镜头和笔搜索纯净、定格真实，一直是我努力践行的目标。
读书从文二十馀载，始终游走在新闻、文学与学术之间，并非有什么“多栖”才华，而只是兴趣与好奇心使然。游走的后果，就是笔下习作大多“三不像”，即不像新闻、不像文学、不像学术，而这正是我想要的——让新闻具有文学的韵致，让文学具有新闻的准确，让学术具有文学与新闻的双重激发。这样的想法，说来简易，实际进行操作也还是很难。《书读长城外》算是“实验文本”，希望在以后的著述中能探索得更好一些。
慈父张济川先生自二○○九年九月去世，至今已有一年半馀，我却不敢下笔着一字来怀念他。初失至亲，方知“痛到深处本无言”。愿将来情绪平复，能写一本回忆慈父的小书。慈父私塾出身，一生传道授业，虽经历过不少磨难，始终乐观从容、不怵不求。他虽是教师，但几乎从不硬性管教我，任我恣肆成长。记得读小学时，一次数学考试考得糟，便让慈父提前代问考分，他回家来，我急问考了多少？他平静地说“四十八分”，随后便岔开话题，没有半句责备或训诫的话说出来。如今总结，慈父影响我的两个至大因素，一是淡泊，二是率性。他清贫一辈子，没有遗产留给我，想来这就是最大、最珍贵的遗产了。谨以这一册小书，遥祭慈父的在天之灵。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校毕缀写，时呼和浩特正值风沙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