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重庆的“颠覆”性变化和改观的确是一个历届治理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什么个人色彩。外电对“唱红”有微辞，但事实上无所谓“红”或“蓝”之分而是对重庆历史的一个正面承传。在重庆的上清寺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相关遗址或建筑均得以完好保留，不分“国”、“共”。人们可以见到戴笠的居所，也可以看到周恩来曾经办公的住宅，还新建有记录近代中国各党派合作历史的纪念馆。白公馆、渣滓洞，国民政府的办公旧址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共存，给公众呈现了一段客观地历史。与先前历史上发生的各类政治运动不同，所谓“红”并没有排斥历史的客观性。 “打黑”其实是定期扫描“木马”的一个自我清理机制，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制度仍存在完善空间，多数区域或城市，人们对众所周知的贪腐官员一般保持沉默。由于公民社会在逐步形成过程中，“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处世观普遍存在。不打、就是积民怨——自制定时炸弹，迟早要爆，无人能够回避。
重庆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布局方面采用了49年后极少见的中央与地方治理无缝对接的方式，其工作效率在某种意义上讲超过北京；而且在直辖治理模式上有创新。与十几年前的重庆不同的是，其不仅具备解决本地问题的务实实践，而且还具有国际拓展的视野和创新机制，其手段和政策机制水平超过特区（特区仅数百万户籍市民而重庆则近千万户籍市民3000万人口总量，加之城乡一体化课题，非超大内存则无法处理）。
重庆模式值得关注。至于谁到什么地方去，任由百姓论说，无关紧要；但能者多劳好像是一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