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八章 毛泽东火烧“一号令” (2)
林彪海军夺权
1959年9月后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便发现海军“军政位置摆得不正”。林彪得出结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偌大海军没有“自己的人”。
当时海军的政治委员是苏振华。林彪认为苏振华工作积极、负责，也有建树，但是“不很听话”。具体说，就是苏振华不仅听他的，也听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罗荣桓(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这使林彪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次，听取海军的工作汇报后，林彪特别强调：“就按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苏振华调海军任职是由彭德怀提名、邓小平同意的，据此，林彪又认为苏振华很难成为“自己人”。
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在东北战场上曾与林彪共蹈战火三年多。肖到海军任职虽非林彪推荐，却也是经他同意的。按说，这应该算“自己人”了。但林彪清楚，肖劲光很有自己的见解，不经易听命于人。加之肖劲光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深，且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指挥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基于此，林彪开始考虑逐步削弱肖劲光等人的权力，安插“自己人”。即于1962年4月向海军派出了庞大的“军委检查团”。以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为团长，由总参军训部长李作鹏、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等41人组成。检查内容最初说是检查政治思想工作，但最后上纲上线地对海军问题作结论：“海军存在的本质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摆在第一位……”4月底，林彪在军委装备会议上长篇发言，对海军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检查团工作结束后，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把李作鹏和张秀川留在海军，分别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和海军政治部主任。
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前，林彪对他们说：你们到海军是加强领导，以后海军的工作，肖(劲光)、苏(振华)他们的做法，你们认为对的就执行，你们认为不对的就不执行。李、张心领神会。
李作鹏于1965年3月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常委整风会议后，肖劲光、苏振华再难以主持海军日常工作，副司令员、副书记李作鹏实际上成了海军党委的“核心”。
在1965年的12月的上海会议上，作为打击罗瑞卿的重磅炮弹，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在林彪授意下，精心炮制的揭发罗瑞卿与肖劲光、苏振华“勾结”在一起的材料。但由于毛泽东只同意免除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并认为：“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他们要整肖劲光和苏振华的阴谋未能得逞。
“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2日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李作鹏再次煽动批斗肖劲光、苏振华。
7月3日晚上，叶剑英与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电话，汇报了海军的问题。叶剑英说，通过一个会议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实际上操纵着会议的林彪，可能意识到条件还不成熟，才说：“海军现在的领导不能变，肖劲光、苏振华两同志的领导不能变。”
7月4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海军党委扩大会的问题。除毛泽东、林彪不在北京，周恩来、邓小平均出席，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与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列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就严肃指出：“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都是第二位的。”经过讨论，由负责记录的邓小平综合归纳，最后形成了《对海军会议的三条指示：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二、肖、苏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其他同志也应利用这个机会洗洗澡。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1966年8月12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副统帅”后，17日，林彪在叶剑英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海军党委常委，当场指定李作鹏为海军党委第三书记。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把肖劲光、苏振华及李作鹏等人叫到身边，一一握手，简单问了海军情况，严肃地对李作鹏等人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苏振华是个好同志，你们老整他们干什么？”一边说着一边拉过肖劲光，两人照了合影。从此，他们排挤肖劲光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时过不久，苏振华、刘道生等海军领导、海军党委原常委的多数成员都被“打倒”，海军副司令员陶勇被迫害致死。因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肖劲光打不倒。李作鹏当不成海军司令，于是在1967年改任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
1968年9月，中央军委再次颁发命令，任命李作鹏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并于翌年取代肖劲光担任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
从此，林彪通过李作鹏掌握了海军大权。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林彪与大别山出身的将帅不和。
对于地缘相近、风俗相同的老乡，林彪一向缺乏亲近感和亲和力，对于大别山出身的将领，他更是丝毫不讲情面。
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支部队有过亲密的合作，也有过矛盾和误会。林彪在结束十年隐居生活、担任国防部长后，利用历史上的纠葛，提出按照“双一”的标准使用军队干部。所谓“双一”，是指在出身三大主力红军的干部中，信任和使用出身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出身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信任和使用出身红一军团的干部。林彪按照“双一”的标准，最后挑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为他的“四大金刚”，组成林氏集团的核心班底。
由于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人才济济，在军队和地方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林彪上台后独掌大权的阻力，因此，他还先后三次掀起了打击大别山将领的政治运动。
第一次打击是在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刘伯承长期领导由红四方面军将士组成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以足智多谋和深厚的军事理论著称于世。建国后，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58年，林彪派人搜集黑材料，向毛泽东诬告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主持的军事训练总监执行着一条与毛泽东军事路线相对立的军事教条主义。毛泽东听了当然生气。于是，在1958年夏天，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刘伯承被迫在1442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的批斗会上作检讨。
次年，军委作出“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决议，将十几名高级将领打成“反党分子”，其中大部分为出身大别山和曾经战斗在大别山的干部，前者如郭天民、赵凌汉、叶楚屏、李文芳、刘光第等，后者如李达、李钟奇等。这场运动开了建国以来军，军内大批判的先河，开了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头。
第二次打击是在所谓批判“二月逆流”的运动中。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
2月前后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愤然指斥林彪、江青等人的错误做法。在林彪别有用心的鼓惑下，毛泽东一怒之下，批准将大闹怀仁堂事件定性为“二月逆流”，并基本上罢了这些人的“官”。受到错误处理的就有被视为大别山将星中领路人的徐向前和李先念。
第三次是在“七· 二０事件”中。林彪借此大做文章，把“七·二０事件”说成是兵变，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反军乱军的口号。斗争的锋头直指大别山的将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一大批干部的职务被撤。
据不完全统计，大别山出身的将领，除毛泽东力保的许世友外，无论是徐海东、王树声大将，还是王建安、王新亭、韩先楚上将，以及秦基伟等众多中将少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曾遭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
“文革”开始后，空政文工团山头林立，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以刘素媛为首的一派，明显偏袒、保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等，因而被称为“保守派”，又称“保皇派”。
到了1967年初，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所属的驻京机关、院校、文艺团体中的群众组织，已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造反派”。“中央文革”总的来说是支持这一派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基本上也都支持这一派。
一开始，吴法宪对于空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还有一点摇摆不定，不知站在哪一边好。有一次，毛泽东对刘素媛说：“叫吴法宪把屁股坐过来！”吴法宪这才站到了“保守派”一边。
1967年3月，空政文工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于有空军党委的支持，刘素媛任主任。
4月下旬的一天，刘素媛去中南海。在丰泽园，她向毛泽东汇报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也不搞演出了。我们准备在纪念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排练一些节目，组织一次演出。”
毛泽东沉思片刻，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
刘素媛说：“不好找，我找不着她。”
毛泽东便叫他的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电话，把此事告诉叶群。叶群得知这是“一组”（即毛泽东）的意见时，马上答复接见刘素媛等人。
林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通过叶群，接过刘素媛这枚棋子，在千军万马厮杀一团的棋盘上，瞧准空档，下了一着棋。这是一步狠招，更是一步恶招。
叶群是在钓鱼台的一间会客室里接见刘素媛等人的。
刘素媛说：“运动一开始，有些人要打倒吴司令，我们不同意。吴法宪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怎么能被打倒呢？我们和他们辩论，他们仗着人多，骂我们是‘老保’、‘保皇派’，处处与我们作对，攻击我们。”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叶群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我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你们没有错。不要怕别人骂你们是‘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我们听叶主任的。”
“不是听我的，而是应该听主席的。你们常去中南海，知道主席是什么态度吗？”
“听主席的意思，他也是保吴法宪的。”
“主席保吴法宪，是对林彪同志最大的支持。你们放心吧，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刘素媛谈到纪念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搞文艺演出时，叶群说：“我支持你们，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也同意他们搞联合演出。
从钓鱼台出来，刘素媛等人很快就串联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等同一派的群众组织，开始排练节目。这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与此同时，刘素媛向吴法宪做了汇报。吴法宪、李作鹏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大为振奋，认为这是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
另一派群众组织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是“老保翻天”，马上发表严正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这一派被称为“新三军”。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他劝说“老三军”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校等单位的“冲派”，不准冲击演出会场。
吴法宪、李作鹏给叶群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叶群说：“不听他的，他算老几，你们按原计划演出，我看谁敢冲！”
这场演出的时间，定在1967年5月13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由于有林彪撑腰，当天下午，李作鹏在自己家里召集海军“红联总”负责人开会，调兵遣将，做好了精心部署。
“冲派”也不示弱，他们联络了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声势浩大，决心要与“老保”血战到底。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驻京部队之间的武斗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冲派”的大批人马也乘坐着几十辆军车，从四面八方迅速朝演出地点汇集。
肖华急忙给空军机关、海军机关的负责人打电话，劝他们顾全大局，为防止出现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
此时，海军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说：“江青同志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演出。”
不一会，叶群又打来电话，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林彪还要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那天晚上，刘素媛在中南海“出任务”。7点钟左右，刘素媛接到电话，说人已经到齐，准备已就绪，7点30分准时演出。刘素媛正在舞会上，她放下电话，兴高采烈地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们的演出胜利啦！”毛泽东吸着香烟，看看刘素媛，说：“我看，胜利个屁！”刘素媛听了，当时愣了一下。
没过十分钟，剧场里面就打起来了，剧场被砸了个稀烂！
带头冲剧场的，是解放军艺术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紧随其后的是蒯大富、韩爱晶带来的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红卫兵”。
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那天晚上来了两个。
两派组织台上台下扭成一团，许多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场外李作鹏亲自出马，率领一批人火速增援，与先到那里的余立金会了面。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接到通知，立即带领卫戍部队赶来维持秩序。几方面的部队汇合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
“冲派”也急调人马增援，但为时已晚……
毕竟海军早有准备，他们以逸待劳，仗着人多，不一会儿就收复了“阵地”，把“冲派”赶走了。
战斗结束时，双方共有50多人被打伤。
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叫肖华、陈伯达赶往现场处理。他俩赶到现场时，剧场已是一片狼藉。
第二天清晨，天安门广场、北京街头和总政治部大院，同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矛头直指肖华。林彪则派叶群到医院慰问“老三军”的受伤人员。
“五·一三”事件是林彪反党集团形成的一个标志，黄、吴、叶、李、邱也把“五．一三”作为纪念日。1968年5月13日，他们特地登上八达岭，合影留念。那一天，叶群还喜不自禁地问了一句：“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黄、吴、李、邱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