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我带着复旦大学考古队在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做文物抢救发掘，刚到万州区嘴嘴墓地的发掘点，就有老乡说，村头的古墓被盗了。我们赶紧前去查看，果然，村头坡地上有好几处盗洞，被盗出来的器物残片散落一地。在一个断坎上，还看见被扒开的一座汉代砖室墓已裸露在外。

    老乡说，盗墓发生在前几天的一个深夜，因为墓地地处村头，离村民住家远，盗墓时谁也没觉察，还是村民早上起来种地才发现的。在扼腕痛心之时，我们只好做些清理，还拼对、修复出好几件盗墓贼认为不值钱而遗弃的残破陶器。

    在中国盗墓史上，像这样被盗劫的墓地已算是幸运的，因为毕竟它还在地下安然无恙地埋藏了近2000年。而那些下葬没有多久就被破坏的墓葬，更是无计其数：近的像葬于河北遵化的慈禧太后陵墓，在其下葬20年后的1928年，惨遭军阀孙殿英部队的野蛮盗掘；远的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陵区，在商朝灭亡不久，就被周人“以绝殷祀”的目的尽数盗毁了。

    照理说，周人盗毁商代王陵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因为商人所在的30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出现了墓葬防盗意识，并且主动采用一些防护措施。这些防盗措施，历经数代，不断革新，反复备至，到明清时代已极尽能事。像孙殿英盗掘慈禧陵寝时，不但寻找入口费尽心机，就是找到入口后，也是靠着炸药炸开墙门，才算得逞。

    那么，作为古代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墓的防盗设施在各个阶段都有哪些做法和特点呢？那还要从比商代更早的史前人墓葬，也就是从最早的土坑深埋方式说起。

    人类自诞生后的两三百万年时间里，遇到有人去世，大都是茅草裹尸，平地掩埋，就像《周易》上说的那样“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不起坟，也不竖碑。约到了1万年前，逐渐出现了挖坑穴和建墓地来安葬死者的习俗。那时的墓葬，普遍的是在平地上向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坑穴，把遗体用棺椁装殓，再摆放一些随葬品。这种在考古上叫做“土坑竖穴”的墓葬，大小仅能容尸，一般宽一两米，长两三米，墓口距地面也都浅得很，不过一米多深。

    这些现象都作出了一个起码的旁证，亦即史前时代还不太有后来那些盗墓、毁墓、刨人祖坟之风。否则，像上图这样离地不深的浅埋，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防范效果，随便刨刨就挖出来了。而且，从考古发现的成千上万座史前墓葬看，被盗现象也不多见，绝大部分都保存得比较好。比如堪称史前时代最大墓葬之一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10号墓，长4.2，宽3.2米，随葬了将近300件器物，无一被盗。这就是讲，虽然我不敢放言史前时期无盗墓这样的话，但为什么史前时代的墓葬不太有人盗掘？倒是挺好玩的一个谜题。遗憾的是，他们那么多搞史前考古的学者，到现在也没人做这样的课题或写这样的话题。

    这种情况到了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已有目的地增强了防盗意识，并采取了一定的墓葬防护措施。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盗墓史研究者们一般都没注意到的深埋。换句话说，深挖坑、厚土葬的葬俗，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墓防盗设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深埋的做法在夏代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内的大型陵墓为最。这座很可能是夏王室的墓葬，比起史前来，陵墓深度实在是深了太多，已经向地下深挖到了6.1米。到了商周时代，河南安阳、陕西周原一带的商代王臣以及相当于周王级别的大墓，又比夏代向地下挖得更深，不少都超过了10米。像安阳殷墟编号M1001号的商王墓，规模之大，堪列商墓之最，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深达10.5米。

    另外，像20世纪80年代前后历时10年在陕西凤翔县发掘的秦始皇祖上的秦景公大墓，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度甚至达到了25米，令人震惊。这样的深埋，显然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地位、权利；另一方面，也足以防止墓葬遭受破坏。

    那么，是不是深埋后就可以万无一失呢？实际的情况也不尽然，甚至多数情况下反而与墓主人的愿望相反。比如秦景公大墓，当考古人员揭开墓表的耕土时，就发现有247个盗洞。经过考古辨识，这些盗洞的年代居然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唐宋以后，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盗洞最多的一个古墓葬。

    但考古上也还发现过没有被盗的王室贵族墓，像著名的小屯村5号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墓主人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在这座保存完好的墓葬里，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来约7000件器物，这与它深埋在8米的地下不无关系。（原载《百科知识》2011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