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

许渊冲[1]

梅贻琦校长性格内向，不大喜欢表现自己，没有几个人能够很好地了解他的内心想法，不管是他的同事也好，甚至是他的家人（我与梅的大女儿是同班同学，梅的小女儿是我的学生）。我看过他的一些日记后，对他才有了了解。

自由教育

解放以后，我们对梅贻琦校长，实际上是进行批判，因为他走的是“白专”道路，把读书、教育摆在政治之上。我们对他的看法一直受了“左”的干扰，对他并不怎么研究。不过，现在想来，他不一定是错误的。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始终认为：要求学生读书是第一位的，如果要搞政治，也不应该妨碍学术。而这正是解放后批判的“白专道路”。

20世纪50年代后，我们提倡学术要为政治服务。按梅校长的意见，总觉得政治不应该过分影响教育。我觉得当时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大致可分两派，一派多搞政治，一派多搞学术，我和杨振宁都搞学术。在我的印象里，学习好的同学很少大搞政治。最著名的例子是闻一多先生和汪曾祺的对话（见后）。

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他们三人里面，我觉得张伯苓比较左，他是周恩来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听到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房子。当时条件差，房子很不好。蒋梦麟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是折中派，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住好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不妨住得差点。这样看来，蒋梦麟比较右，张伯苓比较左，梅贻琦是中间派。冯友兰也主张中和之道，我赞同梅校长和冯先生的观点。蒋梦麟比较右，但他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主张革命，原来很进步。张伯苓是贫民出身，从贫苦家庭奋斗出来，很不简单。他们三个人典型地代表了左中右派。

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归结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追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追求个体的善，道德境界追求社会的善，天地境界追求宇宙的善。

梅校长是道德境界，他非常重德，不过，重德也有各种不同。解放后重德主要重党性，阶级立场。梅校长却只要求学生学习好，不管你是什么派。当年国民党要西南联大开三民主义课程，梅校长只开了几个讲座。尽管当时校园里也有三青团，但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是错误的。当年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园的作用远远不如现在共产党、共青团在学校里的影响大。在当年校园里，三青团没什么地位，人们不怎么在乎三青团，国民党也没什么地位，教授们大多不是国民党党员，名教授基本上都不是。冯友兰是文学院长，本来并不是国民党员，是后来拉进去的。吴宓教授没有入党，很多名教授都不是党员。张奚若教授是老革命，因为他跟随孙中山一起参加过同盟会。总之，当年学校并不把政治看得那么重要。那时认为，一个人德好，和政治没有必然关系，政治并不等于德。现在有人则把政治等同于德，这是现在与过去的区别。

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张的和现在的路线并不相同。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为什么现在派去国外留学的很多人，回国后成就并不大，问题可能是这些人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好，并不一定业务都能好。梅校长是把才能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不要德，而是主要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才是德的价值。德是基础条件，一个人不能做对社会不利的事，这是德，但它只是一个人的基础。如果德是一层楼，那么才是二层楼，没有德不行，但光有德也不行。西方有人说过，光有德没有才，则德一点用也没有，没有才的德是空的。如果没有才，德怎么发挥？德没有才不可能发挥大作用。

适才适用

办好大学的一个关键是用人才的问题。从梅校长办学效果上看，他根据中和之道的思想用人，能够人尽其才。比如，他任用文、法、理、工四大院长很得力，教务长潘光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个个了得。冯友兰倡导儒家思想。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像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一批杰出科学家，都是他任院长时培养出来的。梅校长曾任清华物理学教授，他能用吴有训，而且认为吴有训物理学水平更高，还选他当中国物理学会会长。而现在并不是这样，当官是第一位的，当了官也可以提学术职称。梅校长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校长而做会长或院长。这就是官本位和人才本位的差别。

梅校长以人才为根本，人才并不仅限于学历。钱钟书、华罗庚都是人才，虽然学历、资历不够，但是照样能评上教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本位，在学校做了官就容易提职称。像有的书记，也当上教授，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研究，做了官就可以提升教授或者博导，实际上是贬低了教授。所以钱学森说：解放后培养的杰出人才不多。

学术自由是梅校长在西南联大倡导的学风。学术不自由，人们的思想就会被禁锢，就难以发挥创造性。在梅校长看来，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搞政治不能妨碍读书。要搞政治，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可以搞。如闻一多教授热衷政治可能有点过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来华参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梅校长号召学生参军，闻先生却不支持，认为不该为国民党政府利用，这就不合爱国主义精神了。学生中，汪曾祺说闻先生政治活动参加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用高射炮向他高射。他反批评汪曾祺不搞政治，汪曾祺说闻先生是对他俯冲轰炸。由此可见一斑。西南联大国民党任命的训导长查良铮也比较进步。学生运动时，他们都是保护学生，而不是迫害学生。当时西南联大的气氛与后来被批判的并不是一回事，西南联大并不是落后的旧大学。当然，后来许多西南联大进步的教授都被批成“右派”了，不受批判的很少，吴晗教授是西南联大著名的左派，后来也被批斗。我同班的学生中，袁永熙是共产党地下领导人，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婚，却反对蒋介石，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右派，西南联大校友搞政治的，很少不受冲击。

在我印象中，梅校长随和寡言。但他办教育有一套，清华一些年轻的名教授，如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板凳而已。实际上，正如邓小平所说，好领导就是为大家做好后勤部长。梅校长的才干在于，为做好教育工作，他总是能够准备好教学条件，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在许多人看来，梅校长深得老子无为而治的精神，教育办得真好。他是理科出身，和文科出身的蔡元培先生不同。蔡元培先生喜欢研究学术，但他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赞同。比如，他研究《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在影射哪些前人，学术价值并不很大。梅校长在物理学术方面成就不一定大，但他在办教育上，却使清华在十年之内赶上北大。西南联大也好，清华也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这需要很难得的才能。可以说，清华事业就是他的事业。

中和位育

梅校长不是个外向的人，没有人对他很了解。他平时不大讲话，1949年他去法国巴黎，我们陪他到处走走看看，都是我们讲，他不太问。到卢浮宫，我为他讲解宫中藏画和艺术珍品，他都是听，也没有问什么话。我们大家都很崇敬他，他能够这样和同学在一起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我们是留学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他跟我们在一起比较委屈，参观博物馆不花多少钱还好，但看戏买不起头等票，只能买便宜票，他也乐意跟着我们一起去。在法国期间，梅校长曾经慢吞吞地讲过一个怕老婆的笑话。有一个人说，“怕老婆的坐到右边去，不怕的留在左边。”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坐在右边，只有一个人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怕老婆？他回答说，“老婆叫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当时北京已经解放，清华师生大多留校，梅校长这个笑话有没有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情呢？

梅校长人品好。庚款那么多钱，要是在现在都不知道会被贪污到哪里去了。但梅校长分文不取，一丝不苟，这样做谈何容易？梅校长能够几十如一日地清廉，这就是他的人品。清华校长向来不容易做，连罗家伦校长都做不长久，其他一些人都被否决了，甚至被赶走，梅校长一任就是二十年，单凭这点就很了不得。其他有学术水平或者有政治背景的人当校长都不长久，唯有梅校长能够稳稳地当好校长。联大之大，八方诸侯都是英雄，梅校长能够把这些大学问家邀集在一起，共度时艰，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真不容易！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说梅校长不公平。比如，吴宓先生就在日记里写梅校长，听了陈岱孙的话，对他不公平。因为梅校长是个内向的人，从不对外人说起这些事，我们作为学生很难评价到底是梅校长不公平，还是吴宓先生自己偏激？但我认为，梅校长面对那么多人与事，也许会有疏忽。可是，如果梅校长处事不公，他能够长校那么多年取得那么大成就吗？梅校长对吴晗开始没有重用。因为西南联大文学院有好多人资历比吴晗深，名气比吴晗大，学问也不在吴晗之下。我觉得吴晗有投机心理，比如，他跟毛泽东谈朱元璋时说，朱元璋时有一和尚是投降派，后来不革命了。毛泽东说这个和尚不可能投降，吴晗就去找资料证明这个和尚没有投降。虽然顺风转舵，可到了1957年反右，还是把他打成右派。因此，投机是不行的。

人才“天问”

抗战时期的两大后方，重庆国民党势力大，昆明就比较自由。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人才辈出，这和地方有关，和时代有关，是由时空两大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正是所谓时势造人，人造时势。西南联大八年了不起。说句实话，如果解放后阶级斗争思想不这么压倒一切，大学也可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人才辈出。现在经济挂帅，人才多向钱看，愿搞学术的人少了，做别的赚钱的工作去了。

梅校长办学请名师，讲究学术自由。解放后，缺少像梅贻琦这样自由思想的教育家。发展社会主义是大方向，但说不同意毛泽东的人都是反革命，这就不对了。反右害了多少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不改变，很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来。

在反右时，我曾经提过三个意见。第一，我说毛泽东思想要继续发展。这句话现在看来没问题，但在当时不行，认为是反毛泽东的，得挨批。第二，我说斯大林肃反杀人太多。第三，我说共产党宣言第一句翻译出现三个错误，一是共产主义原文没有产字，二是幽灵应该翻译成魔影，三是徘徊应该翻译成经常出没，让人胆战心惊。这些意见在当时不得了。幸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领导认为我只是学术问题，不是反党问题。光明日报今年还刊登了这件事。我也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因为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是根据日本译本翻译的，日本人把中国翻译成“支那”，不可能为出偏差。

我的这些思想受了梅校长的影响。他自由教育的理念，要求学生把书读好，也就是后来说的“白专”道路，现在重新提出，可能有好处。如果不这样做，自由思想不能发展。现在时代在进步，反右文革时期一波三折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赶上好时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自然规律和历史必然。所以研究梅贻琦校长的思想，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能有借鉴的作用。

作者简介：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8年赴欧洲留学，1950年获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张家口、洛阳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调入北京大学，历任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闻学院教授。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120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0年12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