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是一个绝对需要追忆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实在有太多人生的感慨和值得反思的东西。
听我姥姥生前说，姥爷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时值上世纪初叶。
这位名叫李瑶林的太姥爷，只身一人从湖南到福建经商。
去的时候，照我姥姥说，随身只有三样东西：包袱、雨伞、我。
包袱乃随身换洗之衣。
“我”当然不是一样东西。
加上“我”，是一句玩笑话，无非想表明所携之物少之又少，只好拿“我”充数。
几年以后，这位赤条条赴福建厦门闯天下的男人，居然开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场，名叫“惠济堂”，其赫赫名声，有案可稽。
怎么就这么白手起家，平地起高楼？
他是怎么运作的？
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商业奇才！
听我姥姥说，成功以后的太姥爷很讲排场，前后娶了八个姨太太，开饭的时候，大小老婆排着队入席吃饭，八仙桌一排开就是六七桌。
我姥爷是长子，自然备受宠爱。
因为受宠，所以在家里也多少有些胡作非为，经常惹得太姥爷动怒。
姥姥说，太姥爷一生起气来，就用文明棍戳着地，无奈地仰天长叹：你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创业之艰难啊？！
在我看来，太姥爷娶那么多老婆，是人生一大败笔；后来对孩子，特别对姥爷缺少必要的教育，更是人生极大的遗憾。
姥姥说，太姥爷的观念是：读书有什么用？我没有读什么书，照样创立这么大的家业！我创立的家业和积累的财富，子子孙孙都吃不完用不光。
所以，太姥爷并不让姥爷出国深造，也不花钱让他的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就给家族的发展留下了后患。
太姥爷过世得早，姥爷早早地就接手了这份遗产。
时值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风雨飘摇。
姥爷当时做了一件事，至今还让我感到无尚荣光，那就是坚决抵制日货。
在惠济堂，有蜜斯福坨、有派克、有欧米加等各种外货，唯独就是没有日本货，哪怕一根丝巾也没有。
不时有日本人的走狗传来威胁的话：你不卖日货，看我捣你的店！
姥爷就是不服软！
姥爷这一份在民族危难之际保持民族气节的血性，顺着母亲的血液已经流淌在金侬的血管里。
金侬如今放下功利，专心研习书法，一心弘扬民族文化，应该就是姥爷这颗中国心在起作用。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姥爷不得不关闭惠济堂，携家眷及由挑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货运队伍回老家湖南。
这也许是一次错误的决策。
因为此时，湖南已经告急，国民党张自忠已经秘密接受了蒋介石放火烧长沙城的计划。
姥爷此行，无异于是飞蛾扑火。
那一场长沙大火，将姥爷所携之货物烧掉了起码一半。
即使如此，姥爷也还有资本。
他用剩下的家当在湖南农村买下了一片大地，一边大兴土木，建造房屋，一边雇人种田，当地主自给自足。
常理来看，由地主到资本家应该是进步，而由资本家再到地主，便是走回头路。
我姥爷便是不折不扣走上了一条回头路。
我小时候看样版戏，看到《白毛女》，总想：这世上有黄世仁吗？
黄世仁是地主，我姥爷也是地主，怎么这两个地主反差那么大？！
在我姥爷身上，哪怕半点黄世仁的影子也看不到。
别说讨债逼死人命，就是最简单的获取剩余价值——剥削，他也根本不懂，他不是地主，他简直就是一个慈善家。
听姥姥说，姥爷雇人种地，到了年关，雇农没有收到粮食，便两手空空地来找姥爷，可怜兮兮地对姥爷说：李大老爷，年成不好，老大爷不开眼啊！
姥爷便什么都不问，只问：那你家里还有吃的么？
雇农快哭出来了：娘病了，细伢子饿得一睡醒就哭……
姥爷二话不说，便对帐房说：快给他五担米，再给他十个大洋！
帐房去了，这边雇农恨不得跪地谢恩。
姥爷连忙扶起，放下话去：不够再找我来，莫客气！
雇家千恩万谢地走了。
长工张三生病，没有钱治病，来找姥爷：李大老爷，能不能借我二块大洋，好请大夫？
姥爷不假思索，豪爽地说：借什么嘛，找帐房，让他给你支十块大洋。记住，一定要请最好的大夫！钱不够，再来拿！
我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家里来土匪的故事。
那一天，姥爷不在家，只有姥姥和我母亲等一些女眷在。
突然听得屋顶上房梁子响，就像风吹落下几片树叶，几个蒙面黑衣人便从天而降。
立时，大家吓着缩成一团。
蒙面人开始分工合作，有的看押人质，有的在家里搜值钱的东西。
不时从何时起，大院门外人声开始鼎沸起来，火把的光亮把个大院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昼。
接下来，便是大家伙齐声的高喊：莫伤李大老爷家里的人！莫抢东西！赶快离开大院，否则对你们不客气！
蒙面人见状，也害怕了，但还是没有撒离的意思。
这时，我姥爷回来了。
他在外面大声吆喝：强人赶紧放人，马上离开，否则饶不了你们！
蒙面人犹豫了，便有领头的跟姥姥商量，让她跟外面的人说，先让人都退下，他们自然会走。
姥姥把这个意思向外面人表达了。
愤怒的乡亲们哪里肯依，连声喊：马上放人离开，我们便撒。
一时，外面和里头僵持住了。
我姥爷是个急性子，行事从来不计后果，也不知道哪根筋突然控制不住了，竟向院内扔进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来。
蒙面人识得那是手榴弹，害怕得连忙趴在地上。
没想到姥爷许是忙急了，乱了分寸，那手榴弹并没有拉上弦，所以没有开炸，只是引起一场虚惊。
不过这一下，蒙面人也知道李大老爷不好惹，惹急了要来真的，便恳求姥姥开门，让他们离开。
于是，门开了。
姥爷发声喊：放人，莫伤人！
人山人海立时让出一条小道，那几个人犹如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鼠窜而去。
这一幕雇农为地主保卫家园的场景，我想，是世界范畴内任何一个电影和电视剧都没有表现过的。
由于没有剥削劳动人民，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我姥爷被党和政府定性为开明地主和民族资本家，视同劳动人民。
然而，这个定论在文革中被颠覆了。
造反派认定我姥爷是“双料”，即地主加资本家。
那还了得？！
于是，姥爷被“红袖章”押到毛主席像跟前认罪。
可怜的姥爷，双眼发直，汗流如雨，当年跃马扬鞭向土匪扔手榴弹的威武荡然无存。
幸好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捡得性命的我父亲挺身而出，跟“红袖章”摆事实讲道理，不但把当时政府定性的文件拿出来给他们看，还坦荡地提出，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外调，那些给我姥爷打工种地的农民还在，——你们不相信地主、资本家，总该相信贫下中农吧？
果然，造反派派人去调查了。
结果，他们大失所望。
没有一个当事人说我姥爷不好。
甚至，还有不少人一提起我姥爷，就满怀感激之情，眼睛都是湿润的。
劳动人民是有良心的，他们受了我姥爷的恩惠，懂得感恩。
外调的人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
有这样当地主的吗？
怎么被剥削阶级居然讲剥削阶级的好话？
阶级斗争怎么在这个地主和他的雇农之间不存在了？
这世上还就有这样的一个地主，这个地主就是我的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