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梁山英雄大聚义，宋江乘醉作《满江红》，内有“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一句，当场遭到三位好汉的反对。

   头一个发言的是武松，他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是个重义气的人，他反对招安，是从兄弟情义上着眼。

    另一个是鲁智深，他说：“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和尚穿的长袍），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鲁智深的话，来自对政治现实的冷静分析。官场如此黑暗，与其自投罗网，不如散伙算了！

    武、鲁二人虽是莽汉，说话却都在理，逻辑清楚。另一位发言者黑旋风李逵则大不相同，只见他“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他的发言不讲道理、没有逻辑，然而谁都能从他的表情、声音及肢体动作中了解他的立场，在他这里，态度就是一切！

    假如这三位哪天有机会到大学去充电，估计碰到“逻辑学”这门课，武、鲁二位都能及格，黑兄弟则只能吃“鸭蛋”了！

     我读大学时，教逻辑学的是陈教授。他个子瘦高，眼镜闪亮，每次进教室，照例夹着本讲义，捏着两根粉笔。上课一面滔滔演说，一面奋笔疾书，例题随口而出，公式信手便写，从不翻看讲义——据他说，那本讲义里一字皆无，夹在腋下，是做样子给教务处看的。

     记得陈教授头次上课就说，逻辑学在希腊诸学说中位列第一，极受重视。可是我们这儿的设课原则是排得开就上，没教师就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学问。我跟着陈教授学了两学期，虽然公式背得烂熟，也学了几招推演路数，结业成绩还得了“优”；但学无所用，早就忘光了。

    有人问，写论文难道用不到逻辑吗？我说：未必。我们所说的论文，常常是讲道理少，引语录多——这在中国也是老传统了。看古人的文章就知道，动不动就是“子曰”“诗云”；只要是子“曰”过的、诗“云”过的，便已是真理，还需层层论证、自找麻烦吗？

     影响下来，近现代人写文章，动辄便是“总理遗嘱”、“最高指示”、“恩格斯说过”、“爱因斯坦有言”、“索罗斯曾曰”……形成一种毫不费力的论说套路。师徒相传，不要说抽丝剥茧式的推演辨析，就是极简单的三段式，许多人也都掌握不好。

    我指导学生写论文便发现，有些学生只是把材料往那儿一堆，便直接得出了结论。至于为什么得出此结论而非彼结论，所举材料能否支持结论，竟无一字论及！

    其实不要怪孩子，大人又如何？有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先生，突然对一个嫁入豪门的女性小说人物发生兴趣，顺藤摸瓜，从她的养生堂出身挖起，三说两论，便得出此女之父为清代某朝废太子的结论！

     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会做出判断：嫁到豪门的女子，本身就一定是豪门出身吗？——《红楼梦》中贾母曾宣布宝玉的择偶原则：“不管她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第29回）照此看来，这位嫁入豪门的女子正合老太君颁布的择偶标准，原不必是贵族出身。

    退一步讲，即便是豪门之女，其父就一定是废太子吗？当年的豪门数以千百计，您又如何肯定此女一定是金枝玉叶、一定出于废太子一门？

    在一个崇尚思考、讲究说理的文化环境中，连一个稍有头脑的小学生都能看出其中的谬误。然而恰恰因为许多人缺乏这方面的训练，习惯于迷信“权威”，竟使这种糟糕透顶的“研究成果”谬种流传，喧传众口，真是对我们民族智商的公开羞辱！

    是的，我们特别缺乏对独立思考的重视及逻辑推理的训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口号，都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无须阐述理由，也无从选择，只能接受。

还记得66年8月，正是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夜晚我跟几个同学外出看大字报归来，抄近道穿越中山公园。从音乐堂经过时，里面传出巨大的声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你就走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几千人齐声吼叫，跺得楼板咚咚响，透过灯光，可见尘埃飞扬——在那个狂热的年月，这类口号一经喊出便成“真理”！只是支持这类“真理”的不是什么缜密的论证、深刻的剖析，而是“黑旋风”式的呼喊与飕飕作响的铜头板儿带！

这种“理论”虽无道理，却有来源。我看过一位离休老干部的自传，说到47年时她在某解放区读书，忽然要对学生进行甄别，一些学生常被轰到院子里罚站、挨冻，只因他们出身地主富农。她本人出身也不好，但因为是学生党员，所以只是让她把铺盖搬到炕尾，挨着冰冷潮湿的墙睡，算是惩罚。——这里究竟有多少道理可讲？然而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说起来，那时的宣传大多如是。还记得文革时有一首歌，词曰：“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连同旋律也很少拐弯，需要直着脖子喊出来！

歌曲也就罢了，连当时的社论也同一模式，张口就是“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怎么个好法？当然无法细述——因为那时的现实是工厂停产、铁路停运，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不过当年最雷人的口号还应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态度固然是鲜明之极，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然而若让提出口号的人讲讲其中道理，还真想不出他会说些什么。——我很怀疑他的智力：就是一头驴，也还分得出苗和草哪一种更鲜嫩！

今天看来，这些都成了笑话。然而劝您不要低估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前面说过，长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浸泡的人们，已不大习惯于讲道理：既不会通过讲道理去说服别人，也不善于从别人的论点中发现逻辑漏洞，并由此进行驳正。我们的不少干部用以宣传政策、说服群众的方式，也仍是口号式的：我们“坚决要”如何如何，我们“绝不能”怎样怎样！——至于“坚决”和“绝不”后面的道理，对不起，我也讲不清（或不用告诉你）。

应当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眼界视角已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和扩展，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口号式宣传，已不再适合今天改革发展的需要。

我理解，胡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就包括了严格按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去说话、办事；而科学是逻辑严密、思辨精深、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的。——在逻辑课上吃了鸭蛋的“黑旋风”如果还不提升水平，仍满足于无“鸟”不张口的表态式话语模式，估计离下岗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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