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2010年在校生已经达2979万人，而且高校数量也很多，有2263所。2009年我国有611万应届大学毕业生，2010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更是达到630万[1]。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继大学扩招之后出现的现象并随着大学的持续扩招而加剧，很多人将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扩招导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

不过，在笔者看来，将“大学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先有“大学扩招”，后有“大学生就业难”）视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大学扩招”，所以“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典型的后此谬误（The post hoc fallacy），笔者甚至认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毕业生质量“差”而不是毕业生数量“多”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毕业生质量“差”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毕业生质量“绝对下降”与毕业生质量“结构冲突”。毕业生质量“绝对下降”主要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不如大学扩招前的大学毕业生的现象；毕业生质量“结构冲突”主要指高等学校人才供给与社会人才需求的矛盾，这种情况下，即便毕业生质量没有下降，甚至是较大学扩招前有所提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人才需求方“求贤若渴”、“众里寻他千百度”。显然，这两种类型的毕业生质量“差”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凶”。

可见，诠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对毕业生质量“绝对下降”与毕业生质量“结构冲突”的根源作出解读。笔者认为，大学教育中的“严进宽出”的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以及大学的计划招生制度是造成大学生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大学扩招前，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的是“精英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以“严进宽出”为主要特征；大学扩招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变成了“大众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以“宽进严出”为主要特征。但是“宽进严出”在大学扩招后的实践中却很难实施，实际的情况演变成了“宽进宽出”，其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质量的“绝对下降”。当然，“宽进宽出”也是高等学校的无奈之举，甚至是理性选择，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宽出”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改变，“考上大学就等于毕业、等于有好工作”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在校大学生看来，“严进”也好、“宽进”也罢，已经随着高考的结束成为一种记忆，“宽出”才是大学生活。第二，大学扩招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更多的“高中生”成为“大学生”、进而成为大学“毕业生”；如果真的“严出”，那么“宽进”的意义就会“打折”；事实上，“扩招”意味着“宽进”，给定“宽进”的事实，“严出”就只能“半推半就”、“走一步退半步”了。

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要与社会的人才需求相匹配，否则就会产生结构性失衡，形成“空位”与“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大学扩招前，大学毕业生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毕业生总量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人才供求的结构矛盾，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国家统一审批下达的制度弊端没有充分显现。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总量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深化而带来的对人才需求的不确定性，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需求的区域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变性客观上要求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招生计划的“弹性”、“柔性”与之相适应。离市场最近、最了解人才需求信息的是作为个体的高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特别是专业设置与招生规模的决策权是解决人才供求结构矛盾的需要，国家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的“大包大揽”，既束缚了高等学校的主动性与创造力，又成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结构性问题存在的最好“借口”：既然是国家审批的专业、国家计划招考的学生，国家印发的毕业证书，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结构失衡”当然就与高等学校“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