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文革”中的周恩来 (2)
周恩来“和稀泥”
1966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由解放军报社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发行量只有十几份。《快报》由《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记者们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记者刘景林负责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经浮出水面。他们知道刘景林的身份后，就经常向他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周恩来总理指示：军委驻京部队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刘景林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
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刘景林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所小学，有个女孩要参加红卫兵。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卫兵了吧。”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的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那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就处死。吴德等一行三人来到那里，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他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吴德和雍文涛向他做了劝说。刘景林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命令他立即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他们，不得不将人放走。刘景林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刘记者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批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到哪里去找？忙了几天也没有找到线索。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刘景林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他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在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刘景林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刘景林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刘景林来到清华园找到了蒯大富。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
他见到刘记者，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
刘记者问道：“你想带人冲天安门吗？”
蒯大富点点头说：“已经准备好了。”
“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
蒯大富听了直翻白眼。刘记者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一天上午，刘记者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叫他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这次批斗会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会场就设在某机关大院的操场。此时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有人站岗。再看主席台下面押着的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都被戴着红袖章的军人扭成“喷气式”。刘记者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也被押在这里批斗。这是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在江青授意下，带人到四川把彭德怀抓来的。另外三个人是陆定一、杨尚昆和罗瑞卿，罗是被用箩筐抬上来的。这些都是创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真让人心酸不已。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蒙冤者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一些红卫兵组织都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拉出中南海批斗，但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才没能得逞。
有一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了，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周总理知道后，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但他们听说女儿受伤，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批判。这就是当时传颂一时的“智擒王光美”。
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他们高举着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西门。周总理立即赶到，他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周恩来总理，静了下去，接着就退了出去。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周总理。他要保护老干部，还不得不支持红卫兵运动；同时还要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
一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周总理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才正式开始讲话。周恩来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就是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他又说：“我们革命，破‘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
周恩来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恩来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造反派”。
这时，有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
周恩来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人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恩来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接着就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1967年8月，在江青的操纵下，北京大街上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泽东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陈毅挽救国宝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火，无例外地也烧到了陈毅、叶剑英身上。
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毅除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外，还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们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矛盾之中。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叶剑英、陈毅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一定要稳住阵脚。5月25日，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6月14日，又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经中央批准的《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斗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
7月26日上午，陈毅突然来到外文局，走进挂满大字报的食堂。他身穿绿军装，脚穿平底黑布鞋，因为天气酷热，他解开军服扣子，露出白汗衫，手摇大蒲扇，后面跟着两位警卫员，没有惊动任何人。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看着大字报，只见他眉头一皱，走到值班的美术编辑跟前，问：“你们领导在不在，请他过来一下。”
当时的局长罗俊两步并作一步地来到大食堂。
陈毅一见罗俊，二话不说，沉下脸来，大声怒斥道：“你连祖宗都不要了？”一边指着大字报纸张背后的彩色古画，严肃地说：“这都是国宝呀！你知道不知道？把这些国宝拿来写大字报，这叫什么革命？照你这样破四旧，搞文化大革命，干脆到故宫、到颐和园去放一把火！”陈老总越说越生气，猛拍一下桌子，指着罗俊说：“我要回去报告毛主席，要罢你的官，撤你的职！……”
原来，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出版科的库房里，存着一些一面印有唐宋古画的铜版纸，背面空白，被人们从库房领了出来，成了写大字报的白纸。
这些唐宋古画，原是1959年庆祝建国10周年，由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亲自主持编印出版的《中国》特种精装大画册中的插页。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等，这些画页，都是由故宫博物院借来翻拍，由故宫印刷厂用四色铜版纸精印，十分接近原作。陈毅亲自过问编印出版《中国》之事，可现在，这些画页却被粘成大字报，他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
很快，外文局根据陈毅的指示，把这些画页重新收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