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不少巧合，考古不含糊，也跟着有很多巧合。历史和考古混搭起来，无独有偶，成双配对，那更是巧合叠巧合。下面这两张合影及其相片儿里的人们，就是这样。

    相片一，是1988年我们同入张忠培先生门下的研究生毕业答辩后，在他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办公室门前，与师爷苏秉琦先生的合影。苏先生是我们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张先生那时是院长。

    师爷位尊，当然是坐着；哥四个位卑，自然是后面站着。论年龄，乔梁老大，立左；我二，立右；关强老幺，立左；赵宾福老三，立在比较二的我旁边。 

    能请到师爷做主席，那是张先生的面子；能跟师爷合影，那是师爷给我们面子。于是我们这四个考古第三代也都跟着沾光，有了面子。但我们的面子和师爷不能比：师爷慈祥，端正，像泰山。而我们吓得只有绷着的份儿，岂敢露齿。大师哥乔梁有点翘唇，算得从容；两位师弟也正常，挽着袖口，像保镖；我二得可以，腿抖，心悸，像哭！

    2007年是我们哥四个毕业20年的整年份。20年转瞬即逝，师爷已乘鹤西去，师傅也年逾古稀，连我们都已年届天命。20年间，哥四个天南海北，乔梁和关强在北京都做大了，一个成了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的什么国家级专家，一天到晚检查人家工地；一个当上了国家文物局的什么司长，成年累月指点人家方向。即便赵宾福在吉大，那也做到了文学院的副院长以及吉林省的什么什么头衔一串；我还是最二，混迹于世界排名至少200名之后的大学里，最没出息也最不风光，两袖清风地干着教书匠。但为了衬托他们三朵红花，我甘当一片绿叶也挺自豪的，其中滋味，唯我自知，非言人笨命苦矣，实乃知足常乐也。

    20年间，我们哥四个几乎从没同时聚在一起过，因为上海和复旦这边考古的事少，就算他们想带我玩，可我已经废了武功，已然不会玩考古了。再加上他们都在北方，我一个在南方，聚齐来了挺难的。可2007年我被派到中央党校洗脑，机会说来就来了。于是乎，专门从长春喊来赵宾福，我们哥四个终于聚首北京，以志毕业20周年。聚首就得好好撮一顿，老乔张罗了内蒙古宾馆，接了张先生来开席。席间酒酣，与先生又合影一张。

    赵宾福前些天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吉大的教授每人都分到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他想把这两张有纪念意义又能参照对比的照片，冲洗出来挂起来。问我还记不记得20年前与师爷合影的照片是哪一天？因为20年后的照片上有日子，那是我的相机拍的。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但赞许他挂照片的创意，说那你多冲印一套，我也山寨你的办法挂到办公室去。

    赵宾福眼睛不大但是挺贼，实际上也是他用心的缘故。他说：二师兄你发没发现？——历史惊人地巧合重演呢：咱们哥四个的站位与20年前居然一摸一样，只是苏先生换成了张先生。我东北话冒出来叫：唉呀妈呀，可不是咋的！

    20年后的我们不再绷着，笑容满面，仿佛都已经成了腕儿的样子（括弧，高蒙河除外）。先生不必说，一脸满意的神情，但头发花白了。那天，我们哥几个都喝多了。翌日听说，关强回家开的是别人家的门，怎么捅咕也捅咕不开......

    其实，小鬼毕竟是小鬼，我们哥四个的站位巧合之类再怎么重演，比起师傅和师爷人家那种上承天命而演考古的大气象来，简直不值一提：

    100年前的1909年，梁启超准备撰写一部新的中国史，于提纲中列出“有史以前之时代”一节。这一年，河北高阳诞生了苏秉琦。

    25年后，苏秉琦于1934年离开学校，开始正式投身考古工作。这一年，湖南长沙诞生了张忠培。

    后来，张忠培等完成了苏秉琦主编的《远古时代》一书，实现了梁启超想用考古材料撰写一部中国远古史的梦想。

    100年后的2008年，在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诞辰百年之际，他的学生张忠培荣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