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强震引发海啸，并导致核泄漏危机，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邻邦中国同样密切关注。其中，中国官方媒体和市场媒体，以及互联网，用大篇幅正面报道向中国读者报道了此次日本强震及其后海啸、核电站危机，同时，中国网民也纷纷向日本民众加油打气，令两国民众情感空前融洽。

中国媒体积极引导“守望互助”

日本发生地震后的数日内，中国媒体进行了密集报道和评论。

官方媒体新华社在3月12日发表了《守望相助：中国各界第一时间声援日本抗震救灾》的长篇新闻稿，报道内容主要关于中国高层及民间对日本的关切及救助行动，其中被采访者包括政商界人士以及亲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唐山市民等。次日，另一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望海楼”随笔《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一文，其中写道，“在山崩地裂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人道主义的大爱超越国界，化为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也化解了中日两国民众心灵上的隔阂……”

13日，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销量最大的市民报纸《南方都市报》刊出《以人类的名义向日本伸出援手》的社评，称“在这个时刻，最需要的是回到人类的质朴底线，抛却或起码搁置那些在生存线之上的政治、经济、历史层面所存在的纷争。”

北京精英类报纸《新京报》在14日以《日本大地震告诉了我们什么》为题，对日本的避震减灾经验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藉此提醒中国应将提高公共建筑抗震能力以及在民众中普及抗震知识等事项提上日程。

对于日本核电站内的冒死留守人员，中国媒体予以了特别关注。《广州日报》在17日以《敬礼！50死士》为题，对留守在福岛核电站的180名工作人员（初为50人）进行了报道，文章称，“这180人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坚守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舍身救难的生命壮丽，看到了即便有万分之一的挽救可能，也要尽一万分努力的果决勇敢。他们的那种为了别人的生命安全而以身蹈难的奉献精神和勇敢行动，体现的乃是真正的人性之美、人间大爱。”

香港凤凰卫视还为福岛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制作了专题，该电视台采编部总监吕思宁在主持节目时说，“面对这样的人性力量，那些习惯于从利益、从政治、从各种关系或等级层次等方面去思索、去行动的方式就显得那么的渺小与苍白。”

公共价值超越国界引民间共鸣

中国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上的信息交流，成为观察中日舆情的另一个重要风向标。

从3月13日开始，以新浪微博为代表，日本强震的转载量和关注度一直占据着热门话题榜的榜首。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周庆安的观察，此次自然危机爆发后，“中国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以及中国网民的网络讨论，形成了一种相对积极的公共外交氛围。”

在日本强震刚刚发生时，除少数网民外，多数网民通过微博发言表达了悲伤和同情。灾后一周左右，有些网民也开始表达一种复杂的心理，例如有网民说：“提到日本地震，当初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让他们也尝点苦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顿觉刚才的想法太黑暗了，还是为他们祈福吧。”

周庆安认为，这种认知上的变化，说明“中国民众更理性地区分历史问题和现实危机，更理性地区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民众。”

这位学者还认为，在突发事件中，中日两国民众在情感上容易取得共识，因此也更有提升的空间，“自然危机的背后，往往有超越地区利益的共同诉求。人们对于生命的守护，对安宁环境的期待，和对真诚互助的感谢，也是超越国界的。”

从短期来看，危机对中日两国舆情、民间的相互认知及好感度有一定影响。这在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曾有证明。当时日本救援队向中国遇难者致哀的照片感动了许多中国人，也引发了民众的思考。此次中国的救援行动在日本民众中料也有类似的效果。此外，通过媒体及网络上的大量信息，日本民众应对灾难的理性守序及坚韧表现，也给许多中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分析人士亦指出，因为历史和现实积累下的矛盾相对集中，中日之间的积极舆论基础比较薄弱。要想根本扭转中日两国民众中对彼此的负面看法，仅靠危机增进一时认知还不够，还需要进行更多超越危机的、更深入的公众对话。

日本应珍惜国际社会善意

自日本发生9.0级地震和海啸以来，国际社会积极伸出援手，美、中、韩等国纷纷派遣救援队及物资援助。分析人士指出，大灾之后日本应当珍惜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善意，专注于灾后重建，早日实现经济重振。

自得知日本特大地震消息之后，中国上至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都在第一时间向日本表示了同情、慰问和援助。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废墟中积极搜救，应日本政府请求，来自中国的汽油等物资也源源不断地无偿运往日本。不过，仍有不少中国民众在对日本表示同情和积极援助的同时，担心自己将来会变成“东郭先生”。

为此，有中国网民举出了史例。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十余万人死亡失踪。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但北洋政府决定对日本进行救助，并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北京、天津、成都等地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在景山公园义演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包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是来自日本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一亭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然而，五年之后济南惨案发生，八年之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十四年之后“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发生。

由于历史上的恩怨纠缠再加上现实中的领海纷争，日中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远较其它国家复杂。不过两国政府和民众都在中国汶川地震和此次日本东北地震中感受到了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于日本救援队和日本国民在汶川地震时的人道主义表现，中国民众深受感动。此次日本东北大地震，日本民众对国际社会的援助亦心存感激，在今后也理当善待来自国际社会的善意，不可背上“中山狼”的骂名。

同时，政情分析人士指出，灾难可以空前地凝聚民众向心力，但日本在灾后恢复重建之时仍需防范极端右翼势力以灾难为借口，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之后的混乱中，正是由于极端右翼分子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谣言，日本军队、警察和暴民杀害了数千朝鲜人和中国劳工。此后，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往朝鲜和中国东北移民，与地震后深感国土面积狭窄、资源匮乏且灾害繁发亦有关联。

因此，有观察家指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一直谋求恢复正常国家待遇，灾后日本亦会以天灾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社会出于人道主义会给予很多便利，但仍需防止日本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促使激进内阁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