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前，有两条新闻值得关注：一个是胡锦涛提出的：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另一个是温家宝提出的：民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政府工作唯一标准。

　　前一个新闻，释放了我们久违的“管理社会、而不是管理人民”的信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管理社会与管理人民之间，一直被笼统的混为一谈。甚至有人误以为直接管理人民，等同于或就是管理社会。事实上，管理学层面上，社会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空间越大，人的自由度就越高，释放的创造力也就越巨大。而管理社会这个空间，需要制度以及规则，而不是直接管理人民或个体，这是常识并不需要特别提醒。这种情景有些类似于组织管理：所谓管理，其实是指组织管理、而不是直接管理个体。某种程度上，直接管理个体，不仅会导致看不见组织为何物，而且会导致组织越庞大、也就越无法管理的窘境。

　　后一个新闻，温家宝提出的“民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政府工作唯一标准”，暗合了德鲁克“组织目的在组织外部、而不是组织内部”的经典观点。民众满意作为一项组织目的或目标，它是来自组织外部；而GDP这项目标或指标，其实只是政府这个组织内部考核的绩效。拿企业来做比喻，GDP的高速增长，有些类似于企业里的销售部：它只管销售额、不管顾客满意度。而一旦顾客满意度发生挫折或改变，所谓的销售额也就不复存在。不可否认的，很多地方政府GDP在高速增长，但民众满意度却在持续下滑。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家宝提出的“民众满意与否是衡量政府工作唯一标准”，可以理解为纠正某些地方政府只是一个销售部、而不是一个董事会的狭隘做法。

　　前一个新闻和后一个新闻连在一起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府的管理水平，确实正在发生着变化（至少在理念上）。虽然这种变化并没有轰动效应，但从本质上看它却更深刻。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的管理确实有某些特殊性。第一，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非多党轮流参政，是由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第二，在传统儒家思想哺育下的中国民众，更多的是期望一种开明专制而非轮流执政的愿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党制的中国政府，就只能统治社会而无法管理社会。事实上，与西方一党代表一群体利益，并且形成了多党制不同的是；作为一党制的中国政府管理有点另辟溪径：因时间不同而照顾不同利益群体。共产党一直宣称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这种说法早前成立。早前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80%以上的人都是农民。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党其实可以说是农民党（非贬义）。

　　而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正在发生明显分化，至少，一个党派代表着“大多数人利益”这种笼统的表述，将不复存在。我们不能说它既代表着农民工的利益，又代表了知识份子的利益……。拿企业为例，如果一个企业这样说：它即照顾到了顾客利益、也照顾到了股东利益，同时兼顾了企业自身利益，那么，几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一个企业在不同时期，必定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它的侧重点或照顾利益点也必定会有所不同。就如同一个创业期的企业，要想给股东丰厚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样，必定首先是考虑企业自身利益，然后是考虑顾客的利益，最后才是股东的利益。

　　某种程度上，因时间不同而侧重于不同利益群体，才是一种智慧；相反，只代表着一党利益而只会与其它党派之间进行竞争，绝非智慧。

　　利益群体的重新排序，既是原则也是技巧，而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技巧而并非原则本身。早年，当煮茶叶蛋的农妇成为了万元户、而知识份子的一钱不值时，人们质疑改革是否背离了初衷。但从历史的长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感慨当时邓小平那么智慧：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轻松的就化解了极其艰难的改革问题。相反，在当时大量“革命者”还在世的情况下，试图改变基本制度基本上是自寻死路！即便是当时“很有魄力”的邓小平。某种程度上，避开敏感问题而选择微小问题入手，才是中国人眼里的智慧。其实，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等同于中国人的殊途同归，而究竟选择那条路则是一种智慧。

　　许多缺乏智慧的人，并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尊重既定事实的前提下，选择容易下手的不起眼的小问题才是一种智慧。相反，试图改变甚至推翻“既定事实”绝非智慧。很明显的，这种中国式管理智慧，必须表现出强大的纠偏以及纠错的能力。当然，我并不是专制主义的推崇者，而是特别强调尊重现实以及尊重历史。虽然很多时候，这种看似“临时性的管理”，从历史看似乎很短暂，但就个人生命长度而言，很可能是一生（这也是个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最后，如果有一天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也愿意相信它是来自某个微小问题的撬动，譬如有限度的新闻自由，或，有限度的司法独立等等，而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或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