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贺龙元帅含冤去世 (1)
贺龙与林彪的恩怨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
有一天，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完毕后，在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教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延安县的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女干部，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与薛明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也很热心，帮腔道：“老总啊，就这么办吧！我陪你去趟延安县！”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驻地。谈话中，贺龙要薛明转告叶群：“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认真地回答：“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此后，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冲突。
叶群，原名叶敬宜，福建省福州市人。上完小学后，到北京、天津上中学，与薛明是天津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战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朋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的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叶群和薛明等人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1942年，叶群和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谈起了恋爱，同年7月1日结婚。
1943年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一天，薛明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
薛明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薛明的信，慎重地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就向他哭诉了一番。这时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留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受蒋介石接见时的谦恭态度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林彪和叶群可有了报仇的机会，所以林彪首先就对贺龙开刀。
贺龙仗义执言
贺龙元帅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尚荣。31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尚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贺龙又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六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这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贺龙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所以会上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贺龙要摸老虎屁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觉得贺龙是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心要搞掉贺龙。叶群则充当他的“马前卒”。
一次，贺龙主持召开海军党委会议。在会上，贺龙讲：“……海军过去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军委批示没有认真贯彻，总是强调海军特殊。你们有特点，其他军兵种就没有特点？不能藉口特殊就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贺龙将目光投向几位“一贯正确”的自持是林彪嫡系的将领：“领导班子不团结，没有形成集体领导。不管军事干部也好，政治干部也好，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一摸就跳……”
有人忍不住想笑。李作鹏脸色不好看，阴着脸悄悄低下头。贺龙响锤重鼓地敲一句：“女人屁股摸不得，老虎屁股我是主张摸的！”
当天夜里，一条电话专线传来叶群的声音：“彪就是老虎，老虎就是林彪！他这是冲着首长来的，摸林彪的屁股，你们要顶住！”
时隔不久，空军跑了一架飞机，跑到台湾去了。吴法宪在向贺龙汇报情况时痛哭流涕，令贺龙十分恼火，忍不住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真该打你的屁股！”
此事传到叶群耳中，叶群又叫嚣开了。在江苏太仓，她对吴法宪说：“你要稳住，要顶住，不要害怕。贺龙实际上冲着首长来的。他不是要打你的屁股，这是打了林彪的屁股……”
贺龙被关押和虐待
1966年9月14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来，贺龙的夫人薛明拿着儿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可就是没有告准！”
原来，早在8月间，林彪一伙就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
接着又恶人先告状，由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出面，向毛泽东写了诬告信，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今天毛泽东找贺龙去，把那封信交给他，要他看看。毛泽东发现贺龙没有带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看完了，他笑着说：“不要紧，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很坦然，他向毛泽东请示：“是不是我找他们谈谈？”毛泽东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有什么好谈的？”他又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毛泽东又对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贺龙坐到毛泽东身边了。
但是，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一起亲切谈话的时刻，却有一股凶恶的暗流向他扑来。
两天之后，12月30日，江青窜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接着，揭发贺龙的传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江青又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围攻的人们挤满了庭院。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人都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周恩来还约了江青，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他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并勉励他：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刚回到家，就有一伙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冲入东交民巷贺龙的住宅抄了贺龙的家。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一栋平房里住下。 1964年贺龙与家人在广州
2月中旬，“贺龙专案组”成立，西山的贺龙住宅处在严密的监视中。
经过近一个月回忆和思索，贺龙于3月7日，写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贺龙把报告带给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
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泽东，绕过周恩来，把黑手伸到了贺龙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不许拉开；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了。在一段时间里，贺龙夫妇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太多。他们曾被停过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应一小壶水；两年中贺龙只有两套衣服可供替换；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贺龙在困境中坚持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他特别专注地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8年3月23日，他指着这篇文章，无限感慨地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越缓慢了。薛明看他左手拿着书，右手拿着支红兰铅笔指着书，要说什么，但已发不出声音来了。薛明赶紧扶他躺下，检查了瞳孔，量了血压。为了试试他是否还清醒，把日历牌上的毛主席像举到他面前，问他：“你认识吗？快说话呀！”他点点头，伸手把毛主席像抱在怀里，用铅笔在纸上写了“毛主席”三个小字。随后，薛明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治，还虐待他。他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后，就再也不肯住院了。
一天，造反派来到王震家搜集贺龙的“罪证”，王震趁机旁若无人地大讲贺龙的革命功绩，并斥责他们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国民党咒骂他是‘土匪’，你们也这样骂，你们的立场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去了！”王震越说越气，忽然怒骂（林彪）道：“你做官，要升官，不要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不要牺牲革命同志的鲜血！”之后，王震耐心地劝造反派说：“你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胡闹。你们把老一辈革命家都说成‘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怎么还能取得胜利？你们要读毛主席的书，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的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一股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康生的这一手搏得了林彪的欢心。一天下午，叶群打来电话：“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了，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您问候。”“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康生谦虚地说。
林彪正发愁怎样才能把他在“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的精神落实在某个人的头上。现在好了，康生把它落实了。只要不断扩大战果，就能把它落实在贺龙身上，就能打倒心腹大患贺龙。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的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1966年8月25日，毫无提防的贺龙，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莫明其妙地被打倒了。
康生落井下石，诬陷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700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康生就是这样诬陷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