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貌似离我们很远，但却是我们的焦虑所在。

所谓社会侵蚀，可以理解为竭泽而渔，不能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模式。农村的人员离开农村外出生活后留在城市不再回来支持农村的发展，而农村也在不断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征收，被不断扩大的城市所吸收，有朝一日，没有了农村人口和农业土地，没有了第一产业的基石，中国就能实现发达国家发展目标了吗？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已进入被“损蚀冲洗”的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这种“损蚀冲洗”在不断地加剧。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是对人文的终极关怀，亨廷顿先生则对社会机制进行了政治学解读。政治衰败理论指出政治发展意味着稳定、秩序、平衡和和谐，发展的结果是制度化和秩序。政治衰败则是不稳定、腐化、独裁和暴力的必然结果，是不能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和满足参与扩大的要求以及无法维持变革过程的表现。如果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大大超过制度化的水平，就会出现不稳定和政治失控的衰败现象。抛开我国不论，看当今风起云涌的维基革命，都是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要求高涨，而现行体制不允许也没有相应的渠道容纳相应的参与需求，疑惑——调侃——抱怨——抗议——反抗，正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当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党和政府提出的指导思想是“和谐”，措施是“维稳”，然而新政不新，旧疾重发，政府公信力和政治合法性不断被各种事件所冲击。从维稳出发，问题总是“极少部分”，蛀虫总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和“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无论问题解决与否，都是“特色”，总有这就是社会的实景。社会进入一个波浪区域，地方政府依靠借债、卖不动产维持繁荣，中央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维稳，权力中心、既得利益群体不断强化“合法利益”，这构成了一个脆弱的合作机制。如何保证共和国的持续繁荣？在民众选择性沉默的波谷中，酝酿着集中爆发的危机——这种反弹并非针对某个政党、机构、个人，而是机制本身——一个实质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畸形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