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钟秀斌

梅贻琦先生的名字，我大概是二十年前上大学时才知道，因为他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外，我对他的事迹几无了解。直至两年前的夏天，我在书店翻阅《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看到《大学一解》一文，深深地被震撼了。这篇六十多年前梅贻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合作写成的文章，深刻地阐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使命——“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功利化的、“目光短浅”（朱自清语）的教育方针，予以有力抨击，提出“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的真知灼见，使迷途于功利的教育重新回归正道——培养人格健全的社会需要的建设人才。

今年初，我从清华园里的折扣书店里，偶然找到一本十五年前出版的、品相朴素的《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翻开书，里面的内容吸引住我。全书是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生前好友、同仁、学生，或者祝寿，或者缅怀他的文章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大家和民国政要，如潘光旦、吴泽霖、施嘉炀、冯友兰、陈岱孙、蒋梦麟、任之恭、叶公超、郑天挺、傅任敢、朱自清、蒋介石、陈诚、张群、于右任等，这些时代文化和政要名流，分别从各自的感受，从不同角度来赞扬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事业成就和高风亮节，这些溢于言表的赞美辞，在当今社会也许不可想象，毕竟我们走出思想禁锢的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我不能不感动于每篇文章中都能读到作者对梅先生发乎内心的真诚敬意，尤其是48年前梅先生逝世时，祭文居然写着：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

 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一个人，竟然被誉为时代圣贤与社会斯文的象征！在金权狂奔的时代，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少得令人不可思议。

那么，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圣贤与斯文，我从书中读到过，在历史人物中遇到过，在德高望重的、越来越少的老先生那里感受到一些。我早已过了好奇的年龄，但名家政要如此异口同声由衷地赞美一位教育家，我一定得探个究竟。

我了解到，国内研究梅贻琦教育思想成就最著者，当属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感谢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一位朋友的帮助，我方便地联系上已退休20年、在清华大学度过了60春秋的、已经82岁高龄的黄延复老师。当他问清我的来意后，不顾大病刚愈（患脑血栓的他刚刚出院回家，说话还受很大影响，有时交流困难黄老必须借助笔谈），热情地在他那间简陋而飘满书香的屋子里，耐心地给我讲解梅先生的故事——

从梅贻琦先生为什么要离开清华园到他的教育思想，从清华的历史到梅贻琦长校的必然性，从梅贻琦的德风到他的办学成就……黄老如数家珍，循循善诱，为我打开了走进梅先生教育思想的大门。

此后，我查阅了能够找到的关于梅先生的所有文献资料（其中黄老给予强大的支持和帮助，毫无保留地将他几十年来收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交给我学习），了解得越深入，我越觉得梅先生教育思想的伟大与不同凡响。

“大师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之一。这是将近80年前，他受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时提出的，他同时强调，“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而对于老师，他要求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要求学生与教师就要建立密切的联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归根到底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通才”，而非“专才”。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针对当时教育 “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指出大学应着眼于对学生人格（即思想、文化和修养）的全面培养，要有知、情、志三方面修养。 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一生倡导的又一重要教育理念。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向往。甚至在日记中写道：“余……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教授治校则是完美展现了梅贻琦校长民主作风和领导才华，充分发挥教授们的智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培养每位教师的主人翁意识，人人都觉得清华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大家都能往共同方向上发力上劲，学风愈纯正，教授愈齐心，清华的成就自然越来越大。

梅贻琦长校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倡导和推行他的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教育思想，荟萃当时国内甚至世界上最杰出的师资力量办学（如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冯友兰、陈岱孙、维纳、冯﹒卡门等），先后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奇迹，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量杰出的栋梁之才。据统计，在8位诺贝尔科学奖华人获得者中，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新竹清华大学）等三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过，而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之父朱汝瑾、母李静贞同是清华大学校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林家翘、王浩等出自清华或者西南联大。在1955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3次选出473位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清华校友194人，占41%，1955年至1957年被选为社会科学院院士18人，占28%；另外，在台湾的清华校友有10人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入选欧美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国家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14名出自清华，而这些人的学业基础，基本奠定于梅贻琦长校时期。

上述事业仅仅是梅贻琦先生办学的主要业务表现，但足让“追问大师安在”的时代羡慕不已。而梅贻琦先生更值得称道的是他那身教重于言传的、一生清白的人格魅力。在功利甚嚣尘上、“英雄”不问是非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难于独善其身，常为名利所累，梅贻琦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清白傲岸的丰碑。

他身为功成名就的老牌大学校长，素为执政当局最高首脑（如蒋介石、陈诚）所倚重，但他从未以此自矜，继而走上一般世俗所指的“学而优则仕”的飞黄腾达之道，而是几十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校长办教育，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在北平期间，曾数度成功地坚辞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要职；晚年在台湾，在生命的最后三两年，在陈诚内阁的再三邀请，他数度恳辞不得的情况下，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勉强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上任伊始，就告诫部属，多关心教育少注意“部”。如此淡泊于“名”而专注办学的“粹然儒者”，普天之下，能有几人？

至于利字，梅贻琦先生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作为大学校长，居然穷到让太太去摆地摊解窘，穷到独生子眼镜丢了配不起新的，穷到太太独自在美国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才勉强作罢；作为声望卓著的大学校长和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穷到自己生病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清华学子们合捐的。

正因为梅贻琦先生平生与世俗的“名”和“利”基本绝缘，所以他很干净，也很“轻松”，可以纯粹而专注地做他一生的事业——清华大学，并取得卓然成就。他的圣贤，他的斯文，堪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随着对梅贻琦先生了解的加深，我与黄老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沟通也越来越方便。每次见面，他都尽其所能，倾其所有，让我尽快提高对梅贻琦先生教育思想的认识水平。他是一位纯粹的“梅迷”，曾多次说过，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宣传梅校长的教育思想。他甚至乐观地笑言，死神虽然多次邀请，但老天觉得他还有应该说而没说完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重新认识梅贻琦校长教育思想的价值，所以暂时还不会请他走的。

已过耄耋高龄的黄延复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甚至处于“半地下”研究并弘扬梅贻琦教育思想，只期望梅校长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对破解当前教育乱局有所裨益，这是何等雄伟而高尚的情怀？感动于梅贻琦先生的圣贤，感动于黄延复老师的纯粹，基于我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长期关注，我决定跟随黄延复老师，做一个研究和弘扬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志愿者”。

这本书就是在黄老17年前一部旧著《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如果没有黄老的奠基之作和开拓性的研究，要完成这本书将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为了更深入地掌握研究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一手资料，我与黄老商量要采访一些熟悉梅贻琦校长的当事人，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鲜活的信息。但寻找这些当事人并不是一件顺利的工作，因为曾经在老清华或者西南联大上过学的人，如今都已接近九十岁，而且大多数人已不在世了。采访的工作确实很困难，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些老人无论名望多隆，事务多忙，一听说要求谈谈梅贻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表示欢迎，愿意就他们所知道的梅校长回忆出来，并给准备他们已有的文献资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刚刚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两位已经89岁高龄的老先生多次欣然接受采访，并亲自将我所写的口述文章反复斟酌仔细修改，同意作为本书序二、序三发表，为本书增色不少。还有让人感动的是，已经97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在接到采访请求后，很快将自己写好的一篇纪念梅贻琦校长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并写上了令人感动的鼓励话寄给我。还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叶笃正先生已经94岁，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采访，但对这项工作予以积极的肯定。而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友，他上学期间因梅贻琦校长已病重住院接触不多，而无法写文章，但他亲自回信，认为弘扬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这本书慢慢地成熟起来。

从年初到年底，整整10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了。虽然有点慢，但我们充满着期待，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广大关心教育的读者，系统、完整地介绍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为日渐浮躁的人们，在重新寻找斯文的漫漫长夜中，能够感受到温暖，重燃希望之火。

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梅贻琦先生属于清华，属于教育，属于整个民族和时代！他虽然被人们尊称为“寡言君子”，但他一生鞠躬尽瘁于杏坛，为后人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继这本书之后，我们计划陆续推出《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梅贻琦画传》、《梅贻琦纪念文集》、《梅贻琦日记》、《梅贻琦抗战书信选》、《梅贻琦年谱长编》等，为时代和民族留下梅贻琦精神。这些书内容严肃，读者群未必大，出版效益未必好，但时代意义重大，在义利不可兼得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同时，我们也希望有能力的读者（尤其是清华校友同仁）伸出你的手，一起来弘扬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我有幸得到梅贻琦校长的亲属无私慷慨的帮助，与他们的往真是愉快的体验。梅校长的侄子梅祖武先生今年83岁，是一位离休干部，曾参与北京申奥的重要工作。他对于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后生，有求必应，每信必回，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答疑，不辞辛劳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成为笔友和忘年交。从他一丝不苟的回信中，我感受到他的真诚与谦恭，这种无言的身教，更让我体会到梅家家学渊源，德风如水。在祖武先生的引荐下，梅贻琦校长唯一的孙子梅佳禾先生及时伸出友爱之手，耐心周到地为我搜集整理出60多张珍贵的老照片，让我欣赏到梅贻琦校长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晚年各个时期的神采。在此，我向他们两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九州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郑闯琦先生的睿智指导和真诚支持！感谢龙门书局第七分社副社长周青丰先生的专业编辑和鼎力协助！感谢我的同事陈怡小姐在文字整理方面给予的大力帮助！

感谢北京绿点观察广告有限公司雪中送炭，他们尽管是一支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团队，但却表现出可贵的、弘扬普世价值理念的崇高追求！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一年不计成本地专注这本书，如果没有她们的宽容和鼓励，为我营造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那么，我也很难完成这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2011年清华建校百年，作为经管学院高经班（EDP）第18期学员，我谨以此书作为我和经管学院高经班第18期全体80名学员，献给母校百年校庆的一份薄礼，共同祝愿清华在不朽精神的照耀下，为国家培养更多杰出英才，创造更大的辉煌！

201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