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经济与自然经济（一）

（编者按：今天细读了《中国经济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农田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 每年污染1200万吨粮食》，深切体会到“触目惊心”是怎么回事，真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现在中国的媒体能够披露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问题的解决！

应该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如此方能治本。看完这篇报道，我感觉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保八”——这种硬性指标的人为经济方式加上中国的特定管理体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违背自然规律的状况。当上面提出“保八”，到下面常常会层层加码地变成“保九”、“保十”......为了“保N”,某些部门或地方的官员怪招百出地招商引资、不计后果地开矿办厂，急功近利地竭泽而渔，一切只为了提升眼前的GDP，枉顾民众福祉与长远利益，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件事：我父亲参与负责建设某大坝时，一再强调要先做好地质勘探再进行设计与施工。可是某领导急着要向节日献礼，提出“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针。整个工程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如期完成，并得到上层的赞扬。但是，不久的一场洪水把大坝给冲垮了。当我父亲指出造成严重损失的原因时，那位领导却说我父亲是在攻击“革命群众”的冲天干劲，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父亲关押了整整五年！

如同大自然的运行有其客观规律一样，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相应计划，决不能以人为意向主导决策。历史早已多次证实，违背或无视客观规律的人为经济是必将带来可怕后果的。

实际上，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有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如同应试教育，之所以弊端丛生，就是因为单一评价机制——只看考试分数，忽略人的心理素质与道德品质等。又如不良网络游戏，对亿万青少年和家长产生了那么多的恶劣影响，已经造成那么多的家庭悲剧与社会问题，仅因其能牟取暴利而继续横行网络。政绩不能单以GDP论英雄，更不能好大喜功地规定硬性指标，一定要全面平衡各方面的因素，根据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良性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敲响了警钟，是应该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了。为此，必须加强学习与深入研究，在客观规律的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地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按照自然经济的模式推动整个社会向前迈进，国民经济一定能够持续地健康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必然得到可靠保障。）

      农田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 每年污染1200万吨粮食（节选）

                  2011-02-22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储量的三分之一，全球储量的六分之一。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论文资料显示，砷作为锡的伴生矿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相当于百万吨砒霜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这里的癌症病发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锡矿工人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已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

　　2001年，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冲垮了上游废弃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基本绝收，临近的刁江100多公里河段鱼虾绝迹，沿河地区全部污染。直到2004年，仍有60%的农田寸草不生，成为荒漠，刁江下游的河池市长老乡多年来报名应征入伍的青年，竟没有一个能通过体检关。

　　曾有调研专家估算，“毒水”将经刁江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将因此遇难，污染会很快蔓延至百万亩土地，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超过百年。

　　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有位从事土地污染研究多年的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在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

　　记者找到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披露。论文资料显示，广东连南、广西南丹、湖南常宁、湖南常德、湖南郴州等地都存在着大量砷渣废弃，矿区周围农作物含砷量超过国家标准几百倍的情况。

　　湘江全长856公里，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却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从衡阳到长沙段的湘江中下游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含量与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比较，超标率分别为95.8%、68.8%、10.4%和95.8%。这些“超标农作物”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由于水对重金属的吸附能力更强，水稻等水田农作物的重金属含量会更高。

　　2010年，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要工程立项，并于6月投资4.6亿元建设基础设施，9月获得国家环保部专项治理资金的支持。但据科研学者介绍，按照调查论文中所提及的污染区域计算，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至少需要百亿投资和十年以上的恢复周期。

　　湖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接线人员称，粮食重金属含量检测对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极高，目前国内能做出权威检测的机构很少。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站负责人员称，该站可以做粮食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检测，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做过湖南任何地区的粮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所以没有数据。”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实行的是“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拥有中小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权，‘一哄而上’全民办矿的局面就此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认为，正是因为采矿权的混乱导致了我国矿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集中度不足，开采工艺落后、统筹规划欠缺的“三大短板”。

　　在广西环江，绝大多数矿山都没有石排场和尾矿库，大量废石和尾矿就堆放在山上，占用了本可以利用的耕地，尾矿中的有害成分在伴随雨水逐渐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危害在时刻发生着。在云南个旧，大量的矿渣废弃在矿山和矿厂附近。在老厂矿田竹叶山矿段，十几万吨砷渣裸露堆放在旷野里几十年，砷通过雨水进入了地下水系统，该矿段附近的农作物含砷量超标100多倍。

　　其他的还有汞、镉、铅、铬等重金属废渣，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产生铬渣600多万吨，其中仅有200多万吨得到处置，“五渣”总数更是难以计算。

另一个污染的来源则是化工企业排放的污水。除此之外，农户们过度使用化肥也能使土壤重金属含量急速攀高。

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邓家塘乡，在这块已经被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农耕的土地上，被称作“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生长得郁郁葱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介绍说，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

　　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在西北，300多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分解土壤中的重金属成分。

　　但是，植物修复法的进行却并不顺利，以云南个旧为例，目前治理修复面积还不到100亩，而污染面积却在20万亩以上。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要全部修复，总投资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

　　陈同斌强调，并不是所有的修复地区都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兼顾，土壤修复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补贴。而且，类似蜈蚣草的砷超富集植物多集中在我国淮河以南，而在淮河以北则很少发现，这使植物修复法的影响范围大大受限。

　　我国矿业管理立法相对薄弱，多方插手、政出多门是导致权利、责任归属不清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矿业管理体制。在管理方面，我国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权益分配。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的关注点不同，利益取舍不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都会有偏差和扭曲。

　　在前不久公布的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成果中，截至9月30日，共排查重金属排放企业11510家，取缔关闭584家，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都是前所未有的。

　　2011年，由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公布时间指日可待。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也已经筹集完毕，增加财政投入将为“无力的救赎”直接输血。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圈住了土地、圈住了生命、圈住了全人类的土壤僵局能够寻求到真正的破解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