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购票真的是解决春运困局的灵丹妙药吗？在长沙，我和妻子第一次尝试了这种新办法。结论是：实名制有利有弊，具体的权衡，取决于评价者的预先的信念与立场。这一回答颇近于骑墙派的取巧说法，可是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不够确定的学问，我只不过是把可能的几方面意见并排出来而已。

湖南的实名制，要求乘客必须亲自到火车站买票，如果请人代买火车票，则代买者必须持乘坐人的身份证，且购买的票数也有限制。车票上印上了乘车者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以便核查，如果发现与票上身份不符的乘客，不允许进站（后来进站时，仍须验看身份证，因为有电子扫描仪，手续并不繁琐，验看过关者在车票上盖以蓝色戳记）。这样相当于彻底地封锁了黄牛的生存空间。

以前的春运期间，我们是通过“黄牛”购票的，每张票加价数十元，但周瑜打黄盖，我们也愿意。现在取消了黄牛党，只好实名购票。但是，妻子家住在乡下，往返不便，我们只好让岳父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这样一来，耽误我们几个人一下午的工作，回来坐小巴，每人又花去十一元，这样一来，费用是增加了。

我想，最需要春运火车票的，应当是那些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如果他们自己家里没有车，光是到火车站买票，就要花去宝贵的一天，何况如果没有电子预约的话，到火车站还要排长队，未必能得到一张票。火车站的大屏幕显示，多数地方的票是“无”。

我觉得既然是实名购票，不如干脆把到火车站领票这个环节取消掉，全面实行电子票，这样省去了千万人奔波劳累之苦，让所有人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如果人人都去做电子预约，那电话可能有“打爆”之虞，就像博物馆的免费展览一样，要买到票只好是碰运气，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租值耗散”。

实际上，春运的“一票难求”，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有限的运力和庞大的临时需求之间的矛盾，没有天上掉下的馅饼。在不提高票价的情况下，需求量不会改变，实名制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只是把有限的火车票做了重新分配而已。然而，只要是分配，不可避免的就有“价”，实名制可能会使时间价格较低的乘客买到票，时间价格较高的人此时只能碰运气（他可以请一个人给他代买车票，但那个代买车票的人买到票的概率和农民工是相同或相似的）。如果换成电子购票，那么，买票就全是要靠运气了。

于是，原来那些具有“迫切”需求的人，可以通过黄牛加价购票，但现在则不能。但是，这里的“需求迫切程度”是用当事人愿意付出的金钱的量来衡量的，考虑到财富效应，穷人需求的迫切程度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很可能被低估。实名制可能会有益于穷人，因为这里只是“拼”时间的价格。即使富人雇人排队，穷人得到票的概率也会增大。雇人排队其实得不偿失，对多数身体健康的富人而言，与其雇人排队，不如直接买飞机票。

但由实名制带来的普通人时间成本的耗费，则是巨大的浪费。为了两张小小的火车票，我和妻子、岳父等几个人半天的时间，化为乌有。因此，这里遇到的，还是一个“保障穷人福利”与“社会整体效率”的权衡问题。如果全面实行了电子购票，那么这个权衡问题可能会有新的形式，不会像现在——奔波取票的时间是“白浪费”（deadweight loss），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全面实行电话预约和电子车票把这种浪费减低到最低，但是，时间作为“价”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结论是：实际经济分析是个复杂的东西，完全不是三招两式可以解决的。当然，如果预先就有了坚固执着的一刀切信仰（例如可以用货币衡量一切成本和收益），自然可以另当别论。